考古发现南朝四百八十寺，西营村下发掘出其中一整座佛寺

　　大约1500年前的某一天，建康城（今南京）外长江边一座正在新建的佛寺里举行了一场仪式，黄土夯筑的佛塔地基被挖开一个地宫，放入装有佛教圣物的石质舍利函。仪式是否盛大无从得知，但必定非常郑重，即使人们用黄土封护地宫时仍然一丝不苟，他们先是在地面洒上一层包括铜钱、金银、水晶、玛瑙、琥珀等在内的供奉物，再覆以黄土夯实，如此反复，最终完成瘗埋活动。
　　千年以降，沧桑巨变。如今这座佛寺所在的凤台南路西营村距离长江已远达5000米，经过近3年的考古发掘，这座南方地区保存最好、布局最为完整的佛寺遗址终于重见天日，出土的200余件文物正在南京六朝博物馆烟雨楼台西营村考古纪实展展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杜牧这句诗让一个烟雨朦胧、梵刹林立的南京影像定格在世人的江南印象中，而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正是四百八十寺之一。
　　一枚铜钱，铆定佛寺始建年代
　　南京被称作六朝古都，建康城是南方的佛教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个数字并不算夸张，此前在考古工作中也发现过南朝佛教的遗物和遗迹，但是佛殿、塔基、地宫和佛像同时被发现，这还是首次。考古领队、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龚巨平说。
　　在已发掘的范围内，西营村遗址坐北朝南，长约110米，宽近60米，从南向北依次为山门、佛塔和大殿，当年佛寺地处伸入长江的高冈上，从江面上看去显得巍峨壮观。佛寺打地基时很考究，大殿基址整体（尤其是中部）用土垫实一米多深，然后在其上开挖磉墩基槽，先用红色粉砂岩筑底，再用黄土、灰土分层夯筑，大殿的柱子就立在基槽之上，这样的地基可以保证柱子稳定支撑巨大的房顶而不会沉降。佛塔地基要承重多层宝塔则更花功夫，人们向地下深挖接近两米，再用黄土杂以卵石夯筑，每一夯层只有薄薄的10厘米左右，几乎是用做千层饼的细致工夫打地基，这正是当时营建高等级建筑时的常规做法。
　　今天的寺庙往往以大雄宝殿作为核心建筑，然而西营村遗址考古却清晰地表明，这座佛寺采用前塔后殿，以塔为中心的结构，难道这就是南朝佛寺的基本样式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告诉记者，以塔为中心是印度佛寺的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生根并开枝散叶，因此佛寺格局仍然保留印度范式，北朝的河南洛阳永宁寺遗址、河北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都采用相同的寺院结构。根据西营村考古可以推测，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除了舍宅为寺（捐出住宅做寺院）之外，专门兴建的佛寺应该是围绕佛塔兴建其他建筑，并且结合中国建筑传统，四周用回廊围成方形院落。
　　目前还没有能证明佛寺名称的文物，那么遗址的年代又是如何确定的呢？龚巨平表示，夯土层中出土了大量的铜钱，包括半两、货泉、布泉、五铢、大泉五十、大布黄千、四铢等种类，年代可早至秦汉，最晚的是南朝刘宋元嘉四铢。元嘉是刘宋第三位皇帝刘义隆的年号，使用时间为公元424年至公元435年，而元嘉四铢始铸于公元430年，由此可以推断，佛塔塔基埋藏舍利函的年代不早于公元430年。同时，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残件、莲花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均具有典型南朝特征，考古专家认为这座佛寺始建年代不早于南朝刘宋，可能毁弃于梁代的侯景之乱或隋平陈南朝灭亡之际。
　　一座地宫，见证南朝一带一路
　　在六朝博物馆的展厅中，三组石构件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据介绍，它们就是舍利函的残件。
　　研究表明，舍利函由底座、中腰、顶盖三个部分组成，它们扣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边长0。88米、高0。78米的石盒，这是目前考古所见形制最特殊的舍利函。
　　按佛教仪轨，舍利函内应该盛放舍利等佛教圣物，因此西营村遗址地宫的舍利函内装着什么格外令人期待。可惜的是，地宫在后代曾被发现并被打开，舍利函被打碎，函内的圣物也大量流失，尽管如此，地宫中残留的文物仍然很丰富，有金、银、铜、水晶、琥珀、玛瑙、玻璃等各类材质，在展柜中显得五彩斑斓，美不胜收。它们往往被作为佛教的宝物用来供佛，寄托着美好的祈愿，如在一件穿孔的滑石立方体上，就刻着弟子葛安孙愿生西方无量寿佛国食自一切众生亲亲眷属朋友知识一同所愿，表明当时佛教信仰在民间已经深入人心。
　　不仅如此，南朝时帝王大兴佛寺、论究佛理，高僧在南京翻译佛经，学术界兴起形神之辩、夷夏之争、沙门礼敬王者之争等有关佛理的论辩，佛教由此兴盛，甚至成为国教。
　　地宫中的文物，还表明南朝建康城与今天一带一路沿线的联系。龚巨平告诉记者，科学检测表明，琉璃、玛瑙、琥珀等文物多为域外产品，显示出南亚地区的风格。其实早在汉代，罗马就曾派使节沿海路来到中国，东晋时高僧法显从天竺归国时就取道海路，梁武帝时达摩来中国在广州登陆，然后被礼邀至建康。地宫中出土如此多样的舶来品，表明当时中国南方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联系已经相当紧密。
　　展厅中的玻璃器已经残碎，它们看起来和今天的玻璃类似，晶莹而透明。这样的玻璃器当时有两个产地：罗马和萨珊波斯，来中国有两条路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陆路，需要翻越帕米尔高原，在天山或昆仑山脚下跋涉，沿河西走廊进入中原；走海路，则需要经阿拉伯海绕过印度半岛进入孟加拉湾，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
　　这座深藏千年的地宫，以其出土的域外文物，向今天的人们展示了当时的建康城如何连接着1500年前的一带一路。
　　一只佛足，回响东传日韩足音
　　此次考古，发现了大量的佛造像，展厅中展出的佛头、佛足造型精美，线条流畅，展示了南朝时期高超的雕塑技艺。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并不是出土于大殿或佛塔的遗迹，而是建筑之间的空地地层中，这表明这些残缺的佛造像曾经被丢弃在院子里，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一次完成，而经历了一段时间，它们成为这座佛寺被毁弃时的见证。
　　出土的佛头并不大，基本只有拳头大小，红陶质地，普遍面相圆润，眉眼细长，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清静自足的神态生动传神。在一个独立展柜里，展示着一件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无头小佛像，佛衣有着褒衣博带式的宽大闲适，下垂的襟摆自然形成一道道褶皱，让泥土烧制的硬陶有丝绸一般的柔软质感。佛像的右手放在胸前，手指向上，掌心向外，被称为无畏印，左手在腰旁，掌心向外，食指和中指下伸，属于与愿印。据介绍，这种无畏与愿印最早出现在南朝，随后不仅流传到中国北方，还远达朝鲜和日本。
　　展览中还有一件鎏金铜佛足，只残存前半个脚掌和脚趾，因为年代久远布满绿色铜锈，但部分残存的鎏金依然熠熠闪光。铜佛足的尺寸与真人相仿，专家认为它属于一尊真人大小的佛像，当年因为鎏金而金光灿灿，被供奉在这座佛寺中。
　　这件残铜佛足仿佛是一个隐喻，以一种空谷足音的方式无声讲述着一个南朝时佛教东传朝鲜半岛，进而抵达日本列岛的故事。据张学锋教授介绍，六朝时期，朝鲜半岛处于三国时代，北方的高句丽和东南的新罗向华北政权纳贡，百济为了寻找保护，遂跨海与东晋修好，朝贡关系贯穿了整个南朝，佛教由此传入百济。百济的圣明王还专门派遣使者到南朝的梁寻求佛法，佛教因此在百济兴盛。
　　为了对抗宿敌高句丽和扩张后的新罗，圣明王还强化了与日本的联系，将佛像、佛经赠送给日本钦明天皇，南朝佛教就这样通过国家赠与的形式由百济传到日本。为了感谢日本的军事援助，百济还向日本传入了汉文和医术等，它们和佛教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推动了日本文化蓬勃发展，成为东亚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