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大学毕业，这才是正常的状态，不要喝毒鸡汤，面对现实

　　我就是二本生
　　2010年，黄灯（第三排中）与中文班的学生。受访者提供
　　想要清楚描绘二本学生的面孔并不现实。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211只占100多席，却长期占据媒体讨论的焦点位，庞大的二本及以下学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这个隐匿的群体是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大学生的底色，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标注了这个快速进化社会的真实场景。
　　普通
　　一张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教授黄灯面前。她在广东F学院教了15年书，4500个名字出现在她的花名册上。她为学生写了一部书《我的二本学生》。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黄灯说，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她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书里以这所被森林环绕的二本学校为舞台，它距离广州塔小蛮腰20公里，学生们更喜欢简称它为广F，省略学院二字，听起来不那么像专科。
　　2005年夏天，沈毅星拿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觉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都将被深刻地改变了。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乡邻撺掇家里人摆酒，庆祝这个中国南方不起眼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
　　他的青少年时期游荡在田野，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儿。空气里飘着水果成熟的香味，树叶腐朽的酸味和庄稼秸秆枯干的气味。他从小插秧、割稻、挑粪、砍树，养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动力。
　　沈毅星入学那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在这所二本学校，黄灯发现学生大多出身乡镇，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尽管无法与一线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龄人相抗衡，但考进大学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80后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去东莞卖肉，每天从世界工厂打来电话叮嘱他好好读书，孩子最终考上大学让他们相信电话线起到了提拉作用。
　　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嘱托，沈毅星站到广东F学院的招牌下，发现二本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切，好小啊。不到半个钟头已走完校园，他印象里的大学是需要骑自行车的，但这里不用。沈毅星说新学校的图书馆还没有高中的大，位置奇少。
　　不大不小的操场，四人间和六人间的宿舍，陈旧的教学楼里摆着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凳子随时发出刺耳声音，学生一下课，噼里啪啦响上半天，银灰色的铁门像仓库大门，厚重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
　　大学所传颂的精神气质似乎在这里变得更实际。相比于名牌大学邀请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外国总统首相，受邀来这所二本学校进行讲座的嘉宾更接地气。
　　广东F学院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各种技能证书被纳入创新学分。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等级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物流员资格证秘书职业资格证帮助学生毕业的还有驾驶证。
　　为了在竞争力上多一枚筹码，学校增加工具性课程，学生热衷考证。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要学经济和金融类的课，但覆盖面太广，往往不能学得深入。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黄灯说，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有时经过课堂知识的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酣畅淋漓，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
　　沈毅星读经济学，什么都学，什么都不精，他记得有人说，如果将来能做到管理层，这些知识是吹牛的资本，如果一直在基层，别人只会觉得你浮夸。
　　同学们大多沉默温良、中规中矩，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黄灯发生过争论，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沈毅星翘课、打球、挂科、补考，有时中午一顿饭吃到晚上12点，继续烧烤啤酒。那是属于诺基亚和台式机的时代，男生们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动得满头大汗。大四那年，一群男孩望着城中村的牌坊开玩笑，大学四年不敢说自己学到了什么，但肯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直到大三下学期，他开始感受到毕业的压力。师兄们脱下脏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四处面试。老师找沈毅星谈话，警告他如果挂科太多将不能拿到学位证。一道闪电让这个农家学子清醒，他不能丢失大学生的身份。
　　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她毕业于岳阳大学，按现在的划分，相当于一所二本学校。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6万人。此后高校扩招，10年间，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取代书桌。
　　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黄灯毕业后接受分配，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她成为下岗工人，决心考研。
　　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更不要提上辅导班。最终，她被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
　　你觉得你的命运从此改变了。许多年过去，她开始好奇在这所极其普通的二本学校，学生的命运是否还能被一张通知书改变。
　　谷底
　　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残酷地兑换着价值。广东F学院传统的就业岗位是进金融机构，但每年流水线般输送出的毕业生填补了职业地图的大小缝隙。
　　我办公室里有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沏不完的茶叶、吃不完的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供货。黄灯说。
　　黄灯的一个学生做了纹绣行业，都是套路。成本很低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元的项目。美容搭配玄学，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上钩的人就会很多。开餐饮店的学生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有的学生曾被骗去传销，又接连拒绝职场潜规则和家人介绍的相亲对象，刚毕业还很有拼劲地想着出人头地，现在只想找一份一个月有四五天假、有点收入的工作，找个男朋友拍拖结婚生孩子，平凡地生活下去，但不能如愿，最终生出精神疾病。
　　黄灯感慨，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女孩，仅仅因为不愿向现实妥协，始终没有获得过哪怕一次小小的突围。
　　一位女生绝望地想哭，我还想过走歪路，哪里有一个干爹型的人，帮我找一份工作，让我安稳下来，然后我再去追求梦想，再去提升自己。
　　黄灯表示，现在大学生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她的大学班级，班上70学生来自农村，通过高考，确实改变了生存、命运，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购买了房价低廉时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更成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
　　扩招后，大学生已从天之骄子堕入凡间，身边很多普通劳动者都可能拥有一张贬值的大学毕业证。学生们被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莫晓是黄灯2015级的学生，与840万人一起毕业，一毕业他就失业了。他1995年出生，个子不高，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对文字极大的热情。他每天坚持写作，我要当好作家。
　　去年毕业后，莫晓找了一份教育机构的工作，培训完发现自己只是教学机器，于是辞职。失业的当口，堂弟找他创业，做汽车方向盘改装，这位文人做起粗活儿。那段时间很拼，每晚两三点睡觉，一早六七点起床拉客户。很快疫情来了，没什么单子，租金又要交。
　　他做起兼职，服务员、快递分拣员、保安、助教，每天盯着招聘网站，有兼职就做。还遇到过兼职群骗子，让每人交5元钱，几百人的群交完钱，就解散了。
　　他在景区做保安，衣服大大的，我做保安是别人保护我。同事看他瘦小年轻，给他派轻活儿。在餐厅第一次做服务员，他心理上接受不了，后来觉得能养活自己就不算丢人，慢慢把脸皮磨厚了，胳膊也因端菜变粗了。
　　分拣快递的活儿是从晚上6点干到第二天早上6点，其间时常弯着腰，盯着流水线上不同的字母数字。一个女孩穿了短裤来上班，被主管当众训斥，后面一排男生窃窃地笑。我真的觉得很心酸，我只是来兼职，过完今天拍拍屁股走人，我起码有个学历在。她不做这份工作，饭可能都吃不起。
　　莫晓后来发现，吃不起饭的是自己，交完600元的房租，他口袋里没钱了。他待在房间很久没出门，突然走到外面，听到摩托车声、人声、喇叭声，焦躁无比。有一次他吃着饭突然流泪，终于明白什么叫粒粒皆辛苦。
　　他要强，不找家里要钱，避免雪上加霜。爸爸生了几场病，手术花掉十几万元。妹妹不知道什么原因借了网贷十几万元。生活跟这一家人别着劲，岔着道，父亲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像一顶雪帽顶在头上。
　　25岁的莫晓兼职漂泊。毕业我还没站稳，就要让我跑了。突然要承担起责任，我觉得好累啊。家庭的淤伤一直延伸到他瘦弱的身体上，逼得他不得不强壮起来。
　　上大学时，莫晓跟宿舍的兄弟突发奇想骑行到湖南，路线没查，单车也是借的，两个男孩在公路上晒掉一层皮。那天山上空无一人，夜幕笼罩，两人只能摸黑拼命骑，直到远处灯光闪现，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莫晓不知道毕业后还要翻过多少山才能见到那一点光，一起骑行的朋友考上了梅州的公务员，最近忙着疫情防控。很长一段时间，莫晓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就像机器发出低沉不变的嗡嗡声。
　　折腾
　　黄灯用笔记录了很多用力生活的大学生，她说，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临毕业，大多数学生焦虑。一些学生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大悲咒》，但效果了了，我已经不吃肉了，是佛系少女了，让我打坐，我还是会为未来而浮躁啊。
　　10年前，黄灯班上的学生几乎没有人考研；如今，考研成了最热门的选择，其次是考公务员。像一对平行的双杠，考公、考研是二本学生借以出人头地的支点。
　　从早晨5点钟开始，食堂门外逐渐汇成一条队伍。因为图书馆和教室有限，学校把食堂的一层改成自习室，后来又扩大一层，备战考研的学生能闻到饭菜的香味。
　　学校重视考研，有同学反映楼上食堂桌椅移动常有噪音，校方就给桌椅加了一层垫子。人们走在考研自习区里，会自觉把脚步放轻。
　　即便有了改造后的食堂，仍旧容纳不下考研大军。实在找不到位置的人游荡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宿舍的天台楼顶。有人在楼梯的转弯处学了一个学期，与南方的闷热和蚊虫抗衡。
　　在所有的学生里，黄灯最希望林峰考上研究生。从高中开始，林峰掉入武侠世界，写了几百万字的武侠小说，每个主角都分配有自己身上的某种特质。工作10年了，他的头像仍然是令狐冲。
　　其他人的骄傲如同皮肤病一样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他的骄傲则藏在深处。他话不多，不会刻意经营人际关系。第一次高考失败，复读一年后，他考入广东F学院，在农村，要么你真的很拼，要么就靠读书。高考前两个月，父亲工作时弄伤了手指，要住院，爷爷身体又不好。填志愿时，父亲专门从医院出来跟他商量怎么挑学校。考前父亲出院，全程在家里陪他，让他静静考完高考。
　　在他看来，人们靠两样东西实现目标，金钱和意志，没有前者，他必须在后者上做得出色。黄灯评价林峰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难以寻觅。大学时，还有老师极力推荐他去研究庄子。
　　这个出生在广东四会村庄里的男孩热爱电影，毕业时曾想去电影公司，但走近之后，却发现兴趣变成职业有太多无奈。电影导演都想拍文艺片，但80拍的都是商业片。有同学热衷于参加能让履历光鲜的学生会，他跑去做青年志愿者，毕业想找一份公益组织的工作，却不得，最终顺应潮流进了银行。他喜欢独处，却被迫跟人打交道。
　　在银行工作一年后，他决定考公务员。公务员考试没有要求‘985’‘211’，对普通大学生来讲是个机遇。在文凭的含金量稀释以后，学生们冲向另一个看似公平的赛道。
　　林峰最终进入四会的一个机关，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在筑起高墙的单位，他不用为了取悦别人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这里工资稳定，给予他更多时间去思考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像我这种家境不好的，毕业之后一定要出来工作，继续深造只能等自己赚钱。当下，他仍然坚持考研究生，起码让自己保持学习的心，不要让社会同化。每当收到工资觉得兴奋的时候，他总说自己被社会同化得太厉害了，充满铜臭。
　　他记得毕业前一晚，大家约好通宵，兄弟们在走廊放肆聊天。午夜，人群逐渐困了，林峰的耳机里一直重复播放一首歌，港台歌星陈百强的《摘星》，我要踏上路途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他听着听着睡着了，那种感觉至今找不到言语形容。
　　莫晓与林峰相隔10年毕业，但他们分享同一种感受。莫晓在大学时期把作家梦告诉了周围所有人，如果你想当作家，你就放声大叫，总有人能听到你的声音。
　　他在研讨会上听一位作家炫耀自己发过传单，体验生活。做过各种兼职的莫晓生气了，什么时候发传单成为生活很差的标准了？现在的作家都这么养尊处优了吗。他觉得，作家和拾荒者没什么差别，一个是给素材分类，一个给垃圾分类。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但不那么大。
　　写作带给莫晓快乐，他写出一个新奇的开头，整夜兴奋睡不着，发了4条朋友圈，又都改成仅自己可见。当初备战考研的间隙，靠着3条士力架和两瓶水，他从早上9点写到晚上10点，过程轻松，不觉得压力，写完站起来时，砰的一声倒在座位上。
　　考研失败，辞掉教育机构的工作后，莫晓投了上百份简历，他投过公众号，写了几万字的完整作品，没有任何回应。他也投过影视公司，一天写好几个短剧本拍视频，有些公司盗用你一个想法，但不要你。
　　上百份简历换来不到10家面试机会，我最怕过不了简历关，二本是个坎儿。生活与小说一样，充满巧合。随着疫情的阴影逐渐淡去，他找起工作来反倒变得容易。不久前，他入职一家科技期刊做编辑，看着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纸上，感叹多年媳妇熬成婆。他把杂志拍照发了朋友圈，用红笔圈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不起眼，所以要画圈圈。
　　这家期刊属于中山大学的校企，我身边的同事基本都是广东省最好学校的研究生。大家吃饭的时候聊起学校专业，莫晓以前从不说话，现在，他想清楚了，以后我要第一个说我是广东F学院的，我不害怕尴尬了。
　　生活正在展示好的一面，他一边写作，一边工作，路上遇到递过来的传单，一定会接。
　　摩擦
　　沈毅星毕业后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
　　他潇洒的大学生活以一场散伙饭结束。女生们哭得稀里哗啦，沈毅星没感到离别愁绪，我们无知，我们喝酒不管。他开始向往新生活，要工作了，不再跟爸妈要钱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那是2009年，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物流老板直接来学校招人，好像很重视。定位我们是公司的重点人才。沈毅星任职两个月就辞职了。老板要成立航空部，让我们搞空运，高估了我们二本学生的能力，连我们的英语都没衡量一下。没人带路，沈毅星自己打退堂鼓了。
　　他后来参加银行的统招，投了家乡河源的岗位，到乡镇上班。我家里全部做小生意，有卖服装的、卖水果的，我父母在档口卖肉。我也想搞这些，比他们有更好的营销手段。毕业时，沈毅星去当地的百货、超市面试，延续家族的生意路，但父母劝他进入体制内。
　　我父母20年每天三四点起床，没睡过安稳觉，他们觉得体制内不用受这种苦，吃公粮的人社会地位高很多。他们认为进了国企，娶妻生子买房，只是时间问题。
　　沈毅星顺利进入银行，从乡镇小职员做起，一步步借调到大城市，如今抛妻弃子地满省出差，一个月只回家几天。他说自己身上有一种底层不服输的小强精神，练就了把脸贴在地上摩擦，再起来笑一笑的勇气。他从一个腼腆的大学生，蜕变成善于交际的金融从业者。
　　一次期待已久的升职，几乎已经确定就属于他了，结果在突击考试上他没考好，机会落入别人囊中。感觉自己付出了四五年，提拔的时候突然被捅了一刀。领导在宣布结果时，不具名提到了他的失误，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第二天，他面貌一新去找领导道歉，承诺把未来工作做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挺佩服自己的调节能力的。
　　沈毅星把借调到广州看成人生的一次转折。像我们这种没出身，能力又不拔尖，在小地方很难发展。在县城工作那几年安逸，下班就是爬爬山，找好吃的，晚上打打牌、唱唱歌。他在25岁看到了自己的50岁。
　　来到广州上班后，好像井底之蛙打开了井盖，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在县里写东西的要求是写清楚，看得懂；到了省里，要求变成简单明了，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有时一篇文稿一晚上改十次八次，最终还是要领导再改。
　　他感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压力，别人以为我外表光鲜出差是到处旅游，他们看不到我工作到夜里一两点，脖子一抬，整个背都是酸的。他有个亲戚，名校毕业，在北京做律师，带家人游玩的间隙拿出电脑噼里啪啦地敲着，这不是压力是什么？
　　他觉得自己没有重点大学的学生聪明，不是领导者，是合格的工兵。但做好螺丝钉也需要坚守，不是冰做的，打进去就消失了。工资不是卑微的薪水，那也是血汗钱。
　　老鼠生出来的孩子不去打洞，要成仙得付出太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辛苦，沈毅星说，他婚后攒够了钱买房，孩子是打地铺时出生的。我发现，市里的同事小孩很多初中高中就已经规划出国了，人的差距以指数级拉开。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走出农村，称自己为涉农白领，只有拼命跑才不会被雨淋。他尽力让普通话显得标准，因为你没有伞。
　　他在童年得到一本小人书，能看上10遍。直到小学毕业，他都没摸过足球，属于乡野孩子的娱乐是在山沟里跳塘，不淹死就好了，能活到现在。而他的孩子已经对农村缺少感知，只知道那里是打棒棒（指放鞭炮）的地方。
　　去年毕业10周年，沈毅星回学校看看，校门口的湖已经干涸，湖底躺着几辆坏了的共享单车。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回家的周末被嬉闹声环绕，他感到知足。他说大学教育相当于第二次出身。大浪淘沙，冲出来了金子，但更多的是沙。
　　林峰也抱着孩子回过学校。他们都处在30多岁的年纪，已成家立业，找工作时赶上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房价在山脚，比较平缓，靠走还能走上去。
　　10年后，莫晓面对的是更加坚硬的现实，我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怎么买得起五六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
　　黄灯说，对有些同学而言，通过买房、做生意，早就理顺了个人生活，实现了财务自由，而对另一部分同学来说，不但居无定所，收入有限，工作也极不稳定。客观来说，两者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15年来，黄灯像一张唱片，总为刚来校园的人播放。在外国文学史的课堂，主题是《红与黑》里于连的命运，讨论经久不息。
　　教室周围种着高高的白玉兰，小巧的校园遍布南方植物，天空高远。一个普通的课堂场景，黄灯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记忆深刻。
　　这些年在课堂上，她越来越少提起务虚的东西，找不到契机，自己也困惑。她曾跟学生们讲经典的诗歌，学生们觉得很搞笑。他们没有廉价的激情，不会用到诗意这个词，只用戏谑和调侃的口吻描述当下感受，那些网红词汇。
　　但她知道，无论日常生活多么的贫乏，无论现实多么缺乏诗意，学生们在创造一切条件去行动。黄灯觉得他们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沈毅星、莫晓、林峰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杨杰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