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化龙 国际化经营模式升级 采访本刊记者杨旭然 《英才》:你在达沃斯论坛中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 刘化龙:首先是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各界的议题基本都涉及到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元素。其次就是习主席在达沃斯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从我们在论坛期间接触到的国外企业的反馈看,主席演讲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比如西门子、GE的高管,包括我1月18日参加的中美企业家早餐会,大家对习主席的演讲评价都非常高。 《英才》:你和国际上的同行有没有沟通,对这次会议交流的一些想法? 刘化龙:我和GE、西门子等企业的高管都有交流。首先,大家都认为国际化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必由之路,是必然选择。第二,对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的担当意识和担当精神,大家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三,大家对未来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都抱有强烈的愿望和信心。 《英才》:中车国际业务覆盖这么多国家,有哪些比较成功的案例与我们分享? 刘化龙:中车国际化成功案例较多,如马来西亚项目、南非国际化项目等。我们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以来,当地对中车的关注,中车对当地就业的带动,与当地企业的合作,都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影响。我们投资建设了本地化的东盟制造基地,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亲自开挖车挖第一铲土做项目奠基。我们和当地合作伙伴合资建立维修中心,真正的实现了从企业产品走出去,到企业经营走进去,实现了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升级。第二个是南非项目。2012年以来,中车先后在南非获得了近500台电力机车和230多台内燃机车订单,当时这是和包括GE、庞巴迪、阿尔斯通等国际同行进行同台竞争的项目,最后中车获得的订单超过总量的一半。近年来,中车实施服务走出去,南非客户在去年12月和我们又签了一個合同金额约20多亿美元的维保服务合同,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开展本地化的维保服务工作。这个服务维保合同进一步加快了我们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走出去,所以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英才》:央企走出去,最需要去规避的风险是哪些? 刘化龙:这里面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一些文化融合的风险。政治风险包括政府换届引起的市场风险和项目执行风险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则需要时间,需要深度的理解并建立长期的互信。 《英才》:国内的高铁运力已经占到了整个客运量的50以上,国际上会有这个潜力吗? 刘化龙:这要视不同国家的情况而定。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运输密度高。这种情况下,铁路是交通出行的首选,但国际上人口密度和总量少的国家就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了。但我们认为全球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势头还是比较好的,每年轨道交通装备的新造需求超过500亿欧元,维修服务需求也超过了500亿欧元,而且以每年2。2的速度在递增,预计到2020年,全球轨道交通装备的市场需求将达到1340亿欧元,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说处于发展比较稳健的一个时期。过去的2016年,中车的海外市场订单也取得了比较大的增长。 受访者系中国中车集团公司董事长 徐念沙 美国企业计算成本和影响力的方法不一样 采访本刊记者孟德阳 《英才》:在参加达沃斯会议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徐念沙:实际上我们之前是不去参加达沃斯年会的,今年在肖主任的号召下,我们参加了这届年会,发现确实美国的企业特别多。特别是在StrategicParterLounge里面(战略合作伙伴厅),也几乎都是美国企业。那天一场会议结束后,接到一位美国嘉宾的短信问我在哪,说能不能到我们这个厅来?进去我一看几乎全是外国人,我问他说这里怎么没有中国企业,他一开始没直说。后来我问另外一个人,他说这儿比较贵,大概每年要60万瑞郎(约合人民币409。5万元)的会费,但美国企业都在,这说明他们计算的成本和影响力,可能与我们的算法还不一样,值得琢磨。 《英才》:目前,保利集团的五大业务板块(地产、文化、贸易投资、民爆和能源)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进展如何? 徐念沙:目前保利在国际化领域相对具有优势的首先是文化产业;第二是地产与基础设施板块;第三是我们的贸易投资,这是常年做的;第四是民用爆破炸药板块;第五,能源板块虽然也有国际化业务,但由于国际能源行业处在相对低迷的阶段,加上中央的政策限制产能,国际化步伐放慢了。 文化产业走得比较多的是欧美国家,旨在满足国内的大众需求。在艺术品,演出、文化产业中的创新技术、文化艺术教育方面,保利都在与国外的知名企业进行合作。 国内的一些城市特别希望有这种国外的高雅艺术,与这些艺术团体、演出机构合作。一线城市可能好一些,二线城市希望能多引进一些高雅的演出,提升城市的品位,促进当地的文化生活,这还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开展一些艺术教育,比如请一些国外知名的艺术大师走近我们的学生受众。我们致力于做这些工作,这些工作一是不挣钱,再就是落地难。但是我们坚定地在做,因为这是社会需求。 在地产的出海方面,我们考虑海外的房地产业务能否与中国走出去的政策要求结合起来,比如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不鼓励对外投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搞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已经有海外公司的房地产板块,可以用境外上市公司的自有资金,不是我国的外汇储备,这也是可以做的。特别是一些国外的公司也比较愿意和中资的公司合作,因为他们对收益的计算方式与我们是不一样的。在期权方面也没有,国外公司的管理层有期权,挣得慢、升值空间小的项目不愿意做。但市场结构中,这部分市场空间就留出来了,这是资产结构不一样。 房地产产业的出海一方面来说增加收益;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宣传,提升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增加正能量,让对方也能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产品。 第三产业就是投资和贸易,贸易板块也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这是保利的传统。但现在这个板块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也变了,真正国防装备类的业务占比已经非常低了。 而在民爆板块,保利民爆产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被动接受,第二是决定民爆何去何从,集团内部关于是否保留这一板块争论比较激烈。最后要求短期内保利的民爆成为行业前茅,后来我们通过收购的形式,产能变成中国第一。 下一个阶段就是要上档次,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化发展,第二个就是技术进步,距离三年前接受《英才》专访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民爆板块变化并不大,这就说明国际化并非易事。 受访者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 贺禹 华龙一号进入英国极大增强信心 采访本刊记者孟德阳 《英才》:在参加达沃斯年会期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贺禹:最令我振奋的是习主席的讲话,讲话真的是全球领导风范,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观点阐述得非常详尽,而且阐明我们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 我们对全球做的贡献,境外企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帮助,而且习主席在讲话当中又一次强调,中国是开放的,大门是打开的,欢迎大家来投资、共同建设中国,包括未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习主席的讲话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对所有央企来说也是鞭策。 《英才》:2016年中国广核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贺禹:从中国广核来看,走出去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 2016年,我们在走出去方面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华龙一号核电技术走出国门,进入英国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第二,我们投资50亿美元的全球第三大铀矿(纳米比亚中广核湖山铀矿)正式投入生产,去年12月28日生产出第一桶八氧化三铀(即黄饼),这为我们国家核电资源、核电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三,是我们收购了马兰西亚埃德拉项目,这个项目收购非常成功,(埃德拉)在运装机容量622万千瓦,中广核在海外的清洁能源控股在运装机总量达到884。3万千瓦,应该说是掌握了很好的资源,而且埃德拉储备项目还超过1000万千瓦,也都在一带一路沿线上。 此次项目收购对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目标将发挥重大作用。项目的盈利状况也非常好,我们是去年一季度交割,三个季度盈利就超过13亿人民币。 《英才》: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的出海,对中国高端装备和能源基础设施出海是一个里程碑,结合中广核出海的历程,有哪些经验和思考? 贺禹:在国家走出去的战略中,我们发挥了企业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走出去应该掌握的内容,同时理清了路,这为将来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快速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像核电这样的大项目都涉及到当地国家的政治因素,对此应该考虑得更加充分、全面。特别是到像英国这样法律法规十分健全的国家,首先对当地的法律、法规、规定,乃至政府诉求都要了解清楚,这是一方面。第二,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对方充分地沟通,不沟通肯定不行的。 受访者系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烈宏 超越西方公司的一把尖刀 采访本刊记者谢泽锋 《英才》:你是第一次参加达沃斯,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刘烈宏:聆听了习主席的主题演讲,坚定地发出了中国推进全球化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声音,让我们深感振奋,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肖亞庆主任参加的对话栏目,在央企产中生了很好的反响。作为国家队的一员,参加达沃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未来在发展中,要坚定集团的国际化战略。 《英才》:现在全球反国际化势头逐渐抬头,央企国际化是否会遇到更多的不确定性? 刘烈宏:不确定性是肯定的。但对中国企业来讲,还是要想办法强化自身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核心竞争力的建设来找到比较优势的领域,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既不能盲目,同时也不能悲观。 中国电子信息集团要坚定地推进信息化能力走出去,我们在拉美、非洲,建立了一些围绕安防工程、电子政务等信息产业的基础工程,效果很好。从国家角度来讲,推动企业走出去,要想办法搭建总体的优势。总结这几年中国电子走出去的模式,首先是外交的引领,然后金融的支撑和企业的开拓,这三种优势相结合。所以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搭建整体的优势,形成综合竞争力。 《英才》:全球经济更加复杂,非洲和拉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我们的投资收益率是否受到影响? 刘烈宏: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非洲、拉美国家,现在普遍都比较关注公共安全,在当前全球不稳定因素抬头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是愿意投入的。我们要提供一套先进但又经济实惠的整体解决方案。 中国企业可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能说人家日子好的时候赚人家的钱,人家日子不好的时候就撤退。这样很难拿到长周期的战略性订单。要把眼光放长,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综合性长周期地考虑。中央企业要打造这样的体系,这样的长周期战略。 《英才》:电子信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中国电子和一些大型跨国巨头相比,有直接抗衡的底气吗? 刘烈宏:我们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例如我们给厄瓜多尔做的全国性安防指挥控制系统,这个工程是从一个个城市开始,最后覆盖到全国,形成全境的公共安全系统。我们在每一次的竞标过程中,都和世界最先进的跨国公司竞争,但是通过综合实力,包括技术的先进性、金融的一揽子安排,最终赢得了这个项目,在厄瓜多尔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这个项目已经做成了拉美地区的一张名片。厄瓜多尔获得的成功,现在已经复制到了玻利维亚,我们正在承接玻利维亚的公共安全系统,正在推动秘鲁、阿根廷的项目建设,在一个小国家,做成了大影响力,把一个小项目做成了大项目。现在拉美有三四十亿美元的安全项目。 去年在非洲,推动政府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跟安哥拉搞人口的信息化系统,最近也在搞安哥拉的公共安全系统。信息化能力走出去,还有很大的机会。我们要坚定的把它做的更好。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的支撑,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我们在安哥拉的项目,对方一开始就推出你要提供融资方案,融资方案加上中国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能够超越西方公司的一把尖刀。 《英才》:从用户的使用来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刘烈宏:反响很好,得到了普通市民、政府官员,甚至厄瓜多尔总统的高度赞赏。厄瓜多尔在没有这套系统之前,公共安全的形式比较严峻。当年在南美的公共安全排在倒数第三名,通过这套系统的引进和运行,2016年的治安形势提高到南美的第三名。 受访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旭波 国际化不是仅找一个老外 采访本刊记者孟德阳 《英才》:此次参加达沃斯年会,你有哪些收获? 于旭波: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收获有很多方面。第一,论坛是对国际政治、国际治理综合展示的平台;第二,从行业角度来看,有同行业的交流,比如在创新上,另外也有很多跨行业的交流也很好,收获非常大;第三,就是对企业发展理念的交流,虽说平时是每个企业各自发展,但真正站在一个国际平台的高度上,企业如何能够做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也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启发。 我在达沃斯参加气候行动新篇章的分论坛后,启发很大,平时这方面工作还需要更系统地梳理。如果将自身提升到国际化企业的水平上,从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从国际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就需要)把企业的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统一起来。这样平时除了抓企业发展、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工作,还需要从可持续这个角度来尽到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英才》:作为靠贸易起家的中央企业,中粮集团在近一段时间推动了哪些领域的国际化? 于旭波:实际上中粮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农产品和粮油领域就是中国的领军企业,从我们业务的发展来看,与国际企业有很多联系。 伴随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明确,我们中粮集团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从2014年开始,中粮集团先后并购了来宝农业和尼德拉两家企业,截至今年2月底,我们这两家企业都会实现100的控股,通过这些国际化的操作,中粮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了,增加了曝光度。国际社会对中粮就会有更多的了解,行业内我们参与的活动更多了。 中粮作为国际化的企业,过去了解中粮就是了解中国,今天了解中粮就是了解中粮国际化的治理,国际化的经营理念,包括展示我们国际化的团队。 《英才》:中粮集团在走出去過程中,遭遇了哪些挑战? 于旭波:挑战非常大。首先是团队国际化的问题,如何学习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机制),如果选外籍经理人,主要的挑战就是对我们的了解程度。这其中包括对战略要求的了解、对商业模式的了解。 有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国际化就是找一个老外?今天看,不管是外籍经理人还是从国内外派的员工,首先要和集团的战略、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一致。 第二个挑战就是(海)内外能否一体,因为中粮的国际化战略都是服务于我们供应链的。那么,海外的供应链和国内的市场、系统、团队、业务流程、商业决策上,是否真的能形成一个团队、一个决策、一个报表,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文化不同,业务、流程上达不到一致,各想各的,肯定也不行。 还有一个挑战,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企的理念是很先进的,国际社会也非常认可,但是如何让这些理念,让海外的这些同事、同行、金融机构、甚至是媒体,了解我们国企,我们实际上是背负着很多社会责任的。 对团队要一视同仁,不仅需要中粮的团队走向国际化,而且需要国际化的团队走到中国来,真正形成一个团队。股东也是一样,有投资人担心中粮是大股东,是不是中粮就国有化了呢。在股东、董事会层面,我们还需要有很好的公司治理,在信息上能够公开透明,在机制上能够充分地研讨、公平地决策,真正服务于股东的利益。 因此,国际化也把中粮带入到需要加快市场化的阶段,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吸取新的经验。这两年时间,国际化虽然有辛酸苦辣,但是感觉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清晰。 受访者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