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让她的女主角穿什么衣服去相亲？

　　张爱玲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更衣记》，她以炉火纯青的语言，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时装的流变。
　　她在文中调侃，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女人如此看待穿衣，那么男人又是如何看待女人的穿衣呢？
　　文化学者黄子平却选择从张爱玲作品中衣饰这个角度切入，所要探讨的实际上作品里张看衣饰的他者目光。所谓他者目光，就是张爱玲作品中华侨或者说归国学人的男性目光，也就是她所说的洋人看京戏的眼光。
　　华侨和归国学人的身份，背后体现的实际是一种宗主国或者说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立场。在张爱玲看来，这种目光因了拉开了适当的距离，所以看中国时会产生惊讶与眩异之感。而只有经由这种感受，才能达到了解和产生靠得住的爱。
　　《倾城之恋》中，自小在英国出生和长大的花花公子南洋华侨范柳原，如他所说，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他却在深夜和流苏的电话里征引《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还做出了一番生死离别不由人做主可人们却偏想天长地久的悲情解说。对他来说，和流苏的爱情游戏，这场深夜电话，都通过《诗经》里的几句话制造出了最诡秘的浪漫氛围。
　　这正应和了黄子平所提到的他者的目光，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故事里的男性人物对中国中国女人无条件或有条件的爱（或恨），靠得住或靠不住的爱（或恨），通过某种方式，倒错的语言或者审视下的衣装，隐秘而充分地呈现出来。
　　下文节选自黄子平教授2000年10月在岭南大学做的讲演。
　　更衣对照亦惘然张爱玲作品中的衣饰
　　（节选）
　　我想讨论的仅仅是作品里张看衣饰的目光。晾晒在黄色太阳下的这些衣装，在民国女子身上纷纭更替的这些衣装，掠过了什么样的眼光，有哪些眼光在凝视：谁与更衣，为何对镜，女为谁容？谁都明白衣服不光是穿给自己看的，甚至主要不是穿给自己看的。他者的目光规定了衣饰符号的意义或无意义，或者说，它们的意义因了他者的观看才存在，才产生出来。
　　我们知道，《更衣记》等篇原是用英文写给《二十世纪》（TheXXthCentury）杂志发表的。这份1941年10月创刊的英文月刊，读者对象是二战时羁留亚洲的西方人，尤以上海外国租界为重点。1943年1月的四卷一期首次刊登了ChineseLifeandFashions一文，并配有作者亲绘的十二幅发型服饰插图，月刊主编KlausMehnert特别推崇这位署名EileenChang的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六月号登了StillAlive一文，编者按语中说，她不同于她的中国同胞，她从不对中国的事物安之若素：她对她的同胞怀有的深邃好奇心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阐释中国人。
　　张爱玲的手绘插图
　　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本，题目改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十二月号上的DemonsandFairies，是张爱玲为该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编者按说：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这一篇的中文版本题目是《中国人的宗教》。
　　洋编者所说的好奇心、妙悟以及某种旁观角度，当时上海滩上有一位颇活跃的散文家叫周班公，他对此也大有同感。他说张爱玲的笔法虽然源出《红楼梦》和《金瓶梅》，他还是模糊觉得这是一位从西方来的旅客，观察并且描写着她喜爱的中国，并因此想起了赛珍珠云云。赛珍珠是美国女作家，凭她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拿过诺贝尔文学奖。通常用她为例来说明诺贝尔奖如何大失水准，其实你们仔细读读她的作品就会觉得文学水平还满不错的，她的问题在另外的方面。
　　话说回来，张爱玲这个时期走的仍然是林语堂的路数，用轻松幽默英国小品的文字向老外介绍吾国吾民。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其凝视的目光，叙述的口吻，颇有点暧昧难言。因此在改写为中文的时候，类似的说明就很有必要：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一样地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但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段话：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多数的年青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罢！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罢。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
　　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发表于1943年11月的《古今》半月刊
　　首先请注意张爱玲用来构成中国的那一组意象：不是长城故宫天坛，不是女人的三寸金莲男人的焦黄辫子，也不是怒吼的醒狮高举的大刀长矛。这些都太鲜明，太意识形态化。张爱玲用的是上海市井的日常生活场景：除了小孩的开裆裤和补身体的参须露酒，更重要的是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现代媒体传播着古旧的却又贴身的信息。这就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但是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这种感觉。对中国无条件的爱或恨，是危险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借助他者的眼光，来好好地端详祖国一番，经由陌生化的惊讶与眩异的震撼，去达至了解和靠得住的爱。
　　问题是我们是否真能代入洋人看京戏的眼光？倘若把这段话里的中国替换成中国女人，倘若把这眼光具体化到张爱玲写于同一年（1943年）的小说里的人物，你会发现最接近的，并非小说中不多的一两个洋人，而是一再重复出现的那几位中国男人：失却了适当的距离，或仍然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却都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的华侨或归国学人！
　　他们是《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金锁记》里的童世舫、《花凋》里的章云藩、《留情》里的米晶尧、《鸿鸾禧》里的娄嚣伯、《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数一数还真不少。我想指出，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这些人物对中国中国女人无条件或有条件的爱（或恨），靠得住或靠不住的爱（或恨），无不藉由对衣装的观感而充分地呈现出来了。
　　张爱玲手绘自己作品里的男性角色
　　现在就让我们来仔细端详一下这些华侨或归国学人，是怎样看中国女人的衣装打扮的。我们知道张爱玲特别注重写相亲这关键时刻的衣着，这关乎一个中国女人的终身大事，第一印象马虎不得，特别的郑重其事。至少有三篇作品里写到这种相亲或准相亲的场景，分别是：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去见南洋华侨范柳原。其实去相亲的是七妹白宝络，流苏喧宾夺主，单凭会跳舞搅了宝络的局（请注意她们的名字都是一种衣饰）。这一夜白流苏穿什么我们一会儿再讲。
　　《金锁记》里，姜长安瞒着她母亲曹七巧，去见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童世舫，小说用了相当篇幅写她的治装与梳妆，相亲的效果如何，也是一会儿再说。
　　《花凋》中，郑川嫦见刚从维也纳回来的章云藩。这一篇张爱玲别出心裁，写郑小姐穿的居然是一件旧旗袍！而这一件旧旗袍比上面的两件新旗袍都来得意味深长。
　　好了，相亲之夜白流苏穿的是一件月白蝉翼纱旗袍。去之前读者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知道这一点已经是她胜利搅局回来了床架上挂着她脱下来的月白蝉翼纱旗袍。她一歪身坐在地上，搂住了长袍的膝部，郑重地把脸偎在上面。蚊香的绿烟一蓬一蓬浮上来，直熏到她脑子里去。她的眼睛里，眼泪闪着光。小说的前边曾写到流苏孤苦无依于模糊中搂住想象中的母亲求她做主，这里的替换物品颇有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里提到的恋衣狂的意味。但是我们现在关心的重点是穿着这件旗袍跳舞的效果如何？结论非同小可！范柳原说：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
　　不过也可能不关旗袍的事。其实范柳原对旗袍有一大套相当复杂的理论。在香港浅水湾饭店，一次范柳原偶然从他顶文雅的上等的调情里失态，说了些推心置腹的话，正是关乎旗袍与京戏。让我们略去流苏的答话，化对话为独白，以凸显范柳原的衣饰观：
　　我陪你到马来亚去。只是有一件，我不能想象你穿着旗袍在森林里跑。不过我也不能想象你不穿着旗袍。我这是正经话。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满洲的旗装，也许倒合适一点，可是线条又太硬。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
　　张爱玲手绘的白流苏
　　请注意这里严格区分了旗袍与满洲的旗装，正充分显示了张爱玲的专业知识。旗袍虽从旗装演化而来，却是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帝制的结果，真正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以前满清贵族妇女的衣装，如今平民百姓也穿得了，甚至颇有点反讽地成为民国女子乃至共和国女子的国服（高贵这一传统价值的近代民族国家化）。旗袍史当然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可轻看。我们最近看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看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旗袍都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时间正好从晚清的上海跨越到60年代的香港，而《海上花》更是对张爱玲的一种纪念。不知道为什么，范柳原的旗袍观一直让我感到困惑。离开了宫廷语境和高底靴等等的配套，我觉得旗袍一直是一个不谐调的符号。不知道为什么，你到饭店去吃饭，不管是在香港、台北，或者上海、北京，或者纽约、伦敦的唐人街，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子站在门口欢迎光临，站在桌子边摆筷子布菜，你总是觉得别扭，不舒服。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有一位英国的女教授，毕生研究旗袍，去年还是前年出了一本很厚的英文专著。最有意思的是记者采访她，问她有没有制过旗袍，这位洋人说不光没有为自己做过一件旗袍，而且从来没有穿过一次旗袍。旗袍只是她的客观研究对象，只是人种志民俗学的材料。插进这个例子可以加深我们对范柳原旗袍论的理解。
　　回到刚才范柳原的那段话，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无论穿什么，都是逼上梁山，被置放于一个哪里有点不对的戏台上。在一个内外皆失序的世界里，这对精刮的男女都有点找不对感觉。花花公子南洋华侨范柳原征引《诗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大谈天长地久，真是不对到了恐怖的地步。只有在一个断堵颓垣的荒凉背景之下，这点安全的适当距离带来的不对才会消失。这时的白流苏我们不知道她穿些什么，只知道她拥被而坐，听那墙头上三个音阶的悲凉的风如虚无的气，通入虚空的虚空。这时靠得住的只有腔子里的一口气和身边的这个人。只有在死亡的凝视下，符号能指的文化差异才消失了。这是后话不提。
　　接着让我们转到《金锁记》，姜长安和童世舫。姜长安的一生像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小说的衣饰描写是渐渐缩减式的。瞒着母亲曹七巧而秘密进行的相亲之夜，出发前的准备甚是详尽。长馨先陪她到理发店去用钳子烫了头发，从天庭到鬓角一路密密的贴着细小的发圈。耳朵上戴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翠宝塔地子，又换上了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然后到了菜馆子里，怯怯的褪去了苹果绿鸵鸟毛斗篷，都是张爱玲所喜欢的蓝绿色系。
　　张爱玲手绘的《金锁记》里的长安
　　童世舫显然并不觉得旗袍这种时髦的长背心有什么不对，他多年没见过故国的姑娘，觉得长安很有点楚楚可怜。海外留学的遭遇使他深信妻子还是旧式的好，也有点范柳原所谓真正的中国女子的意思。
　　此后的交往，衣饰开始局部化，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到决绝的那天，曹七巧走来对童先生轻描淡写地透露几句女儿抽鸦片的事，令他如五雷轰顶。这时的童世舫就只看见黑鞋与白袜：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这当然意味着理想的破灭，令人倒抽一口凉气。这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黑鞋与白袜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让我们记住这个意象，它在张爱玲的作品里还会一再出现。
　　《花凋》的故事则似乎没有那么东方主义。郑川嫦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天生被姊姊们欺负，底下又被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爱。欺负主要体现在衣服方面，姊姊们不要了的旧衣令她永远天真可爱。她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唯一的区别是夏天浅蓝，冬天深蓝。终于熬到了女结婚员的资格了，大姊夫习医的同学章云藩刚从维也纳回来。乍回国的留学生，据说是嘴馋眼花，最易捕捉。中秋节的郑家节宴乱哄哄的闹剧里，章医生的脚背感觉到川嫦长袍的下摆拂过，方才注意到她的衣着。这件旗袍制得特别的长，只因章云藩自己与大姊夫闲聊时曾经说过：他喜欢女人的旗袍长过脚踝，出国的时候正时行着，今年回国来，却看不见了。
　　可怜的川嫦身上这件葱白素绸旗袍，想必是旧的，既长，又不合身。张爱玲紧接着写了几句，视角悄悄地转移到章云藩这边：可是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极其神秘。如果你们还记得，开头提到张爱玲那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这都是中国后面跟着有四个形容词，其中有一个正是神秘。这神秘对归国学人另有一种诱惑性。这件长而旧的旗袍，对章云藩而言，出国前时尚的执念包含了他的欲望与想象，对川嫦而言，却是不幸宿命的预示。情节急转直下：川嫦从女人变成了病人。
　　病人穿什么？病人也有几等几样的，如果是现代林黛玉，那会是在奢丽的卧室里，下着帘子，蓬着鬈发，轻绡睡衣上加着白兔皮沿边，床上披披的锦缎睡袄。川嫦却连一件像样的睡衣都没有，穿上她母亲的白布褂子，许久没有洗澡，褥单也没换过。章云藩来访的时候，她觉得他仿佛是乘她没打扮的时候冷不防来看她似的。丢盔弃甲，攻防完全失了依托。张爱玲惯用的残酷对照于此时出现：章云藩的新欢，护士余美增，容貌虽是次等角色，却健康，胖也胖得曲折紧张，隆冬季节，在黑呢大衣下穿了件光胳膊的绸夹袍，红黄紫绿，周身是烂醉的颜色，入时的调子。
　　章医生替川嫦看病，冰凉的科学的手指，完全不是原来梦想的触摸。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小说写医生的目光和口吻，出自张爱玲式的尖峭的讽刺：当然他脸上毫无表情，只有耶教徒式的愉悦一班医生的典型临床态度笑嘻嘻说：耐心保养着，要紧是不要紧的今天我们觉得怎么样？过两天可以吃橘子水了。好了，熟悉现代批评理论的学者，立刻可以发现，有关现代性和反现代性、欧洲与中国、科学与传统、性别政治的复杂辩证，正可以在这个地方整套引入，详尽地展开论述。谁说这个故事不那么东方主义？
　　张爱玲手绘的郑川嫦
　　可是我不想在这里谈太多理论，反而想提醒各位注意《花凋》的结尾是一双没有人穿的鞋。郑夫人在便宜鞋店替川嫦买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她死在说这话的三个星期之后。三星期与两三年，时间的长度对照在这里是震撼性的。葱白旧旗袍（女人）白布褂子（病人）皮鞋（鬼）。从衣饰的变化我们见出身体主体的无情变化。女人病人鬼，是后来张派传人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悲剧三部曲。在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到这双没有人穿的鞋，注意到肉身的不在之在，注意到樟脑味的历史记忆，注意到对古中国的招魂或除魅也就够了。
　　张爱玲的手绘作品
　　没有人穿的鞋，原是张爱玲很喜欢状写的意象。她是看见两片树叶子飘下地，也要比作两只鞋子在地上自走一程。《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佟振保夜半被蚊子咬醒，起来开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这鬼气森森的两只绣花鞋，是留学爱丁堡归来的佟振保，为了慈母、地位、责任而牺牲了红玫瑰的爱的见证，也是对他娶一个贞静娴淑中规中矩的白玫瑰理想的讽刺。什么是红玫瑰？什么是白玫瑰？小说一开头是这样说的：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那么红玫瑰穿什么，白玫瑰又穿什么？这在小说里有详细的描写，形成极具深意的对照。我在这里还是只讨论佟振保的目光。这位摇摆于、辗转于红白玫瑰之间的标准好人，按照小说里的说法，是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戴着黑边眼镜，他的模样是屹然，说话是断然，晦暗的酱黄脸上的五官详情却是看不出所以然。（笑）我们虽不知道他的眼睛是否诚恳，仍然可以以他的黑边眼镜为信物。这些模棱两可的挖苦话颇有老舍式的京派风格，正可以用来概括我们所讨论的目光。
　　张爱玲为《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做的人物手绘
　　很多学者讨论过小说集《传奇》的封面，是炎樱设计的，室内是中国家居的日常生活，窗外却有一个面目模糊的人影在向里边窥探。这个带来不安气氛的窗外人如果是一个男性，那目光准是闪烁在佟振保的黑边眼镜后面的吧。然而最惊心动魄的画面，还是振保望见家中淡黄白的浴间像一幅立轴，灯下的白玫瑰孟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白：
　　当然历代的美女画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尴尬的题材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得高高的，一半压在颔下，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若是在美国，也许可以作很好的草纸广告，可是振保匆匆一瞥，只觉得家常中有一种污秽
　　紧接美女画的句子不知道为何突然尖刻地提到美国和草纸广告，无端将洋人与排泄并置。其实振保是留学英国爱丁堡的，通篇小说与美国毫无干系。然而这幅图景是发生在孟烟鹂与裁缝有苟且之事以后，振保所谓贤淑贞静的白玫瑰理想彻底破灭之际。《金锁记》长安抽鸦片所导致的理想破灭，还是太直截，太意识形态化，此时此刻西方影像与国画形式（立轴）的叠印，所产生的斑驳纷纭滑稽悲哀，才是深而且重的了。
　　真正的西方广告出现在《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那是在洋人哥儿达的房里，房间里充塞着小趣味，有点像个上等白俄妓女的妆阁，把中国一些枝枝叶叶衔了来筑成她的一个安乐窝。墙上一幅窄银框子镶着的洋酒广告，暗影里横着个红头发白身子，长大得可惊的裸体美女。一双棕色大眼睛愣愣的望着画外的人，不乐也不淫，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拍照，甚至于也没有自傲的意思：她把精致的乳房大腿蓬头发全副披挂齐整，如同时装模特儿把店里的衣服穿给顾客看。洋人挂洋画，大约也没有多大深意，精彩处在于身体彻底变成了衣服。回想佟振保的空白扇面，在巴黎和爱丁堡打下的淡淡的水印底子，莫非正是这类影像？
　　其实张爱玲那一瞥的设计里，正有着来自西方的惘惘的威胁的罢。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开头，葛薇龙去半山豪宅找她的姑姑，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
　　不过张爱玲过于外露的讽刺笔墨显然带有老舍《二马》的痕迹，连语气都颇为京派：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类似的评语后来还出现了几次，如说到梁太太的园会，草地上遍植五尺高福字大灯笼，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你在《鸿鸾禧》娄家儿子的婚礼礼堂，再次读到这种句子：朱红大柱，盘着青绿的龙，黑玻璃的墙，黑玻璃龛里坐着小金佛，外国老太太的东方，全部在这里了。
　　范柳原、章云藩、佟振保们的东方构成，与外国老太太并不完全相类，更多了许多暧昧迎拒的可疑成分，里头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搅成了疑幻疑真的一团。当他们最后与现实东方相遇并妥协，就变成《鸿鸾禧》里娄嚣伯这种出名的好丈夫。在美国得过学位的嚣伯，颇新派，看《老爷》杂志，甚至能跟未过门的媳妇讲论时事，滔滔不绝一两小时，无奈却凭媒娶了娄太太这样各方面都不够的女人，还跟她生了四个孩子，三十年如一日。娄太太的不够当然也体现在衣饰方面。这位娄嚣伯爱用眼镜脚指着他太太说：头发不要剪成鸭屁股式好不好？图省事不如把头发剃了！不要穿雪青的袜子好不好？不要把袜子卷到膝盖底下好不好？旗袍衩里不要露出一截黑华丝葛裤子好不好？焦躁，可是用了商量的口吻。张爱玲用一个绝妙的词组来概括这种口吻：焦躁的商量。
　　能不能说，百年来中国人不绝于耳，听到的正是这全方位的焦躁的商量？焦躁的商量或许出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暧昧阳性位置，出自他们书写与发言的知识特权，出自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特权而无法自救的内疚和罪恶感。他们目光犹疑而脾气暴戾，心乱如麻仍侃侃而谈等等！
　　我讨论的本来是小而又小的题目，是作家作品中的细节描写，文学技巧问题，不小心变成对民国女子衣饰的寓言化阅读。在这种寓言化阅读中，又不单延续了、强化了将东方、中国阴性化的他者思路，而且将琐碎政治危险地引申到了经国之大业和宏大叙事。政治上的不正确，有目共睹也。虽然在张爱玲的语汇里，阴性中国才能在大而破的乱世夷然存活，但还是及时刹住的好。有道是：
　　华丽苍凉参差看，更衣对照亦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