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我们这些无用的灵魂，是无法感应到那些老先生的

　　曾经有那样一群人，他们那样想，他们就那样活，他们那样说，他们就那样做，他们走了，却留给了这个世界一个矜持而自尊的读书人的形象。
　　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千人千面，各有不同，但是内里全不失风骨，全不失风度，骨子里躺着一个中国士之形象：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他们在民国的乱世当中，活出了一个人应有的样子，庄重、尊严、自由、有气节。
　　说起他们，某个大学生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无法真正感应到那些老先生的。
　　为什么无法感应到他们呢？我们明明离他们不过几十年，却无法感应到他们。确实，我们今天在时间上离他们很紧，然而在心灵上，我们离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他们的精神在时光的洗涤当年变得越来越鲜明，他们的风骨成了一种标杆，而许多人却在岁月的长河里，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淡，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因而失去了对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
　　马相伯
　　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却没有把中国叫醒，这是马相伯在去世之前的一句话，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一生，他一辈子都企图用自己的声音，叫醒中国，叫醒这个沉睡的世界，尤其是那些沉睡的心灵。
　　1840年，鸦片战争，马相伯出生。
　　1939年，抗战还在继续，马相伯去世。
　　也许有人不知道马相伯是谁，可是一定知道复旦大学，这是他创建并留给后世的学园。
　　百年的时光，复旦早就文明海内外，而马相伯留给后人的，只是一抹孤独的背影，只是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事迹。
　　马相伯年幼聪慧，学业有成，年纪轻轻就成了一名学贯中西、通晓八国外语的博士，30岁那年还成为了圣依纳爵公学的校长。教会神父，公校的校长，诚然受人庇护，可马相伯却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安稳的路。
　　1876年，马相伯受李鸿章的邀请，希望他为朝廷建功立业，为这个羸弱的国家做一些事情，方能不负他渊博的学识。
　　马相伯和弟弟一起出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怀着一颗士人之心出发。
　　然而，多年努力，却不见成效，他向朝廷提出的科学兴国的强国之策，得不到回应。
　　他失望了，带着失望和愤怒离开，留在身后的，是洋务运动的断壁残垣，是中国这片大地的四处硝烟，是人民的哀嚎。
　　那年，已经是1900年，马相伯60岁了。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人救不了中国，一千个人也救不了中国，唯有中国人民全部站起来了，中国才能真正站起来。
　　鲁迅先生曾经是学医的，但是他觉得，艺术可以救助一个受伤的肉体，可是唤不醒一颗麻木的人心，于是他弃医从文，写出一篇篇犀利的文章，希望唤醒那些沉睡麻木的国人。
　　而马相伯，他希望通过教育，打开民智，让人民苏醒过来。
　　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
　　震旦为梵文，意思是中国，含日出东方，前途无量之意。
　　1905年，另立复旦公学，复旦出自《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复旦大学。
　　他发出的声音，不仅仅是几所大学，在抗战期间，他年近百岁，却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从1932年11月起，四个月内，连续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
　　1939年，马相伯去世。他的弟子于右任写了一副挽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诗人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颗丹心，一种气节，这是民国那时候他们的气度，是民国那时候他们的精神。
　　刘文典
　　马相伯作为一个学校的创始人，他在为国人的麻木呼唤，可是即便是在他临终之前，也还没有叫醒中国。。
　　而作为教书先生的刘文典，却用他自己的方式，给所有的读书人留下了一抹傲雪独立的梅花形象。
　　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教室外的广场上，烛光燃起，刘文典身穿长衫，缓缓走上讲台。
　　一个女学生为他倒了一杯茶，刘教授从容饮茶，不慌不忙，下面满座的学生，也没有丝毫不耐烦。
　　一盏茶饮完，刘教授霍然起身说：
　　宁吃仙桃一颗，不吃烂杏满框。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我讲《红楼梦》，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说，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今天我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
　　说完，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蓼汀花溆。
　　真名士，真风流，不外如此，不拘一格，却尽显名士精神。
　　刘文典上课，从来不按常理，今天那些中规中矩的上课方式，可能在他看来，都是迂腐不堪。
　　他教学生写文章说：写文章就是观世音菩萨五个字。
　　每天念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写出文章？不，他解释说：
　　观乃观察，文章都是来源于生活，所以需要观察。
　　世乃是世故人情。
　　音乃音律，文章韵律。
　　菩萨则是一颗菩提心，须得心怀众生，心怀天下。
　　解释完之后，学生恍然大悟。
　　刘文典上课，随性而为，还会备着茶水烟杆，讲到精妙得意处，一边饮茶一边抽烟一边解说，就是下课了也不管。
　　但某次，他讲《月赋》，才刚上课半小时，他就说，今天提前下课，剩下的改在下周星期三晚上继续。
　　原来他说的那个日子，恰是月圆时节，讲月自然要对着月亮来讲：在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奉上茶，他坐在中间，学生围坐四周，听他大谈《月赋》。
　　性格如此，秉性如此，真名士也。
　　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日军飞机空袭，大家四散躲避，刘文典也在其中，但跑到中途的时候，他想到陈寅恪先生身体不好眼睛不好，就赶紧叫几个学生折回去找陈寅恪。
　　找到陈寅恪之后，他让学生扶着陈寅恪赶紧走，而他自己强撑着，还一边大声说：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他俨然把陈寅恪当成了国粹。
　　然而，他一回头，却见沈从文也在人群里跑，他气喘吁吁对沈从文说：
　　你跑什么跑，我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是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话很狂，而且显得有些无礼，但这话从刘文典口里说出来，却让人觉得很可爱。
　　蒋介石曾希望到安徽大学视察训话，彼时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教书，面对权势滔天的蒋介石，刘文典说：大学不是衙门。
　　他也曾说过：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能奈我何。
　　想起魏晋时期陶渊明那句：堂堂男子，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摧眉折腰。
　　不管刘文典是名士风流也好，还是读书人的自命清高也罢，但他那种读书人的气度，却是今天很难寻到的。
　　那个瘦骨嶙峋的孤傲身影，把读书人的风骨变成了一种典范。
　　真名士，自风流。
　　陈寅恪雕像
　　当初和刘文典一起避难，被刘文典称为国粹的陈寅恪，其学问被傅斯年评论为：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然而，学富五车的陈寅恪，毕生没有一张学位证。
　　陈寅恪的侄儿陈封雄曾经问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
　　陈回到：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陈寅恪曾是马相伯创立的复旦公学学校的毕业生，但那时候的复旦公学，还算不上真正的大学，所以也不授予学位。
　　所以陈寅恪虽然毕业了，但其实是一个无证人员。
　　复旦公学毕业之后，他远赴德国留学深造。
　　而他心里更是暗暗决定，一定要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在留学期间，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知识找资料，最后，知识学到了，可是却没有获得学位。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算起来，陈寅恪也是那种为己之人，他不是不知道，学位证重要，只是在他心里，更重要的是知识。
　　青年陈寅恪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其实，陈之所以能进清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梁启超的举荐。
　　但陈寅恪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变为学的态度，面对梁启超，他们经常因为一些问题争吵不休，甚至面红耳赤、怒目相向的场面也不少。
　　有一次，梁启超写了一篇关于陶渊明归隐的文章，他认为，陶渊明归隐主要是因为，当时士大夫阶层寡廉鲜耻，普遍缺乏道德感，陶渊明纵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但也不愿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丢掉。
　　但陈寅恪认为，陶渊明归隐，是因为东晋被灭之后，他耻于事二主，才发誓不与新政权合作。
　　当时一个梁启超的一个同事就抓住耻于事二主这句话，对梁启超说：梁先生，这陈寅恪别有用心，他是在含沙射影骂您啊！先生您在清朝做过官，在当今民国又做过官，陈寅恪这不是影射您在‘事二主’吗？
　　但梁启超不以为然，反而说：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请不要以小人心腹揣度君子胸怀！
　　在真正的文人眼里，事情往往是简单的，但一旦放在世俗之人的眼里，事情就是人情世故，就是一堆破事。
　　很多时候，文便是人，可以通过一个人，看懂一篇文章，也能通过一些文章，看到一个人。
　　作为教书先生的陈寅恪，也有几条规矩：
　　书上有的不讲。
　　别人讲过的不讲。
　　自己讲过的也不讲。
　　因为这三不讲，他每次课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突然想到今天的教育，若是课本没变，可能教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一本教案，或许都可以用许多年了，大学老师的课件，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不知道对学生重复讲了几次。
　　而在那时候，查资料没有现在方便的情况下，一个老师，却尽可能的想传递给学生新的知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无法想象，但我知道，这种精神正在慢慢的丧失，正在变得宝贵起来。
　　陈寅恪曾在王国维的碑文上写到：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后来他还在一篇名为《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的文中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或许在他看来，生是小事，死也属小事，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事，但这种精神，往往是庸俗鄙薄之人所不敢想象的。
　　或许正是因此，他们思想的光辉，才会历久弥新，成为一盏灯，为那些愿意在路上前进的人，照亮这条路。
　　但这条路最终通向哪里，全在于个人的选择。
　　陈寅恪如此，梅贻琦如此，那时候，很多文人都如此，他们都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他们如此想，也是如此活的。
　　蔡元培
　　再回首，文心依旧。
　　可不断溜走的时间，已经将许多东西稀释掉了。
　　但是当我们和这些老先生隔空对话的时候，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一种真名士的气息。
　　这些老先生，用他们的行为，用他们的人格，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可是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
　　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不过就是一个世纪，不过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可有些东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这些先生远去了，他们留下的东西，他们的精神风骨，他们的气度胸怀，他们身上那种士之风度，难道也要渐渐远离我们吗？
　　我们固然学不来那些民国风度，也请不要忘记，曾经有那样一个时期，文化人可以那样想，可以那样活着，可以那样思考，他们有着独立的人格，有着自由的思想。
　　文帝小羽，我从山里来，欲回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