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7年不曾见，学校的师友和家中的亲人，你们还好吗？

　　我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武汉的车票。晚上我便坐上了北京武汉之间夕发朝至的列车。车厢内部的状况有很大的改观，更加干净也更加安静。我早晨到达了武汉，直奔武汉大学，并下榻在山半腰的珞珈山庄。
　　再次见到了珞珈山，再次见到了东湖水，我感到异常的亲切和激动。武汉大学的中心校区没有任何的变化，但它的周边却变得比过去更加美丽。虽说是冬日但灿烂阳光照射下的高大的绿色乔木使人觉得这里春天永驻，如同我在德国所居住的环境一样。
　　我拜会了刘纲纪教授和其他老师。虽然刘纲纪教授已六十多岁，但他仍充满活力。他很赞赏我回国。我说我已决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现在回汉来办理调动手续。他听后说很尊重我的选择，但还是希望我留在武汉大学工作。他给我介绍了学校和系里最近的发展状况。
　　我才知道原武汉大学的校级和系级的负责人均已退休，现在大部分的负责人我都不认识。据刘纲纪教授说，学校和系里现在顺应时代潮流，开始注意广纳天下贤才。因此学校和系里的负责人一致决定挽留我。听了这样的介绍，我逐渐开始改变了我对原学校和系里的负责人的恐惧心理，而愿意对学校的近况做较深入的了解，然后决定是否离开武汉大学。
　　我回到了珞珈山庄的房间。学校和系的负责人都纷纷来看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学校和哲学系这几年的一些政策和举措，认为这里有我的用武之地。如果我能留在武汉大学工作的话，那么我将是武汉大学百年建校以来第一位归国哲学博士。我一方面可以开展自己的学术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为学校的建设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则讲述了我为什么不想回武汉大学工作的原因，这主要是害怕受到排斥和打击。如果现在学校和系里能让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话，那么我也可以考虑放弃去北京工作而留在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有如此优美的环境，武汉有我无数的亲朋好友，而且离我的家乡不远。这都有吸引我的地方。
　　但问题是，我是否能够在这里不受各种干扰从事我的哲学事业。校系负责人都拍了胸脯，说可以保障我的自由，而且我可以先工作一段时间，一旦不如意再走也不迟。鉴于这种情况，我答应可以尝试一下。
　　晚上学校和系的负责人以及刘纲纪教授一起为我举办了欢迎宴会，气氛热烈而轻松。有一位和我非常熟悉的负责人对我说，学校是不会让我去北京工作的，首先是劝阻，劝阻不行，然后就采用行政手段，不放档案和户口不就成了。他提醒我要注意国情。但他强调说，学校现在留我是为了用我而不是压我，如今也没有人胆敢压我。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材，象我这种留德的哲学博士，在整个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此番真言，我就只好说感谢了。
　　在武汉和几位老同学见面之后，我便急匆匆地坐车赶回老家。现在通往家乡的道路已经是宽阔笔直的高速公路。汽车在辽阔的江汉平原飞驰，穿过田野、河流和农舍之后，便到达了仙桃市。对于仙桃市这个名字我没有任何认同的感觉。这是因为我在老家生活时，我所在的县叫沔阳，仙桃不过是一个新的县城的名字。
　　沙湖沔阳洲，在历代都享有盛名。但人们现在却抛弃了具有历史意味的县名，采用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市名，实在有点叫人想不通。汽车到达仙桃市之后，便转南驶向东荆河。我在东荆河堤下了车，走在泥泞的地面上。一眼望去，堤上的野草全部枯黄，两边的护堤林皆已凋零。
　　大河正处在枯水季节，部分河床已裸露出来。但一汪绿水清澈见底，白色的水鸟在河面上自由地嬉戏着。我朝着我家所住的村子走去。道路更加泥泞，因此我必须跳着选择插足之地。整个村子一片破落景像，那些村舍还是我七年以前所见的房子，日久年长，它们已经变得缺砖少瓦了。
　　我终于来到了我母亲居住的小屋。见到了我母亲，我大声的喊着：姆妈，说着嗓子有着哽咽，眼泪也夺眶而出。我母亲见到我，居然迈开了裹过的小脚，跑了起来，呼喊着我的乳名。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来了，他们特地放起了准备好的鞭炮，炮声吸引了村里的乡亲们，他们也前来看望我，我则给他们一一敬烟敬糖。
　　我打量着母亲和家人。八十多岁的母亲明显地衰老了，但她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也很旺盛。哥哥姐姐们的脸上都刻上了岁月艰辛的烙印。但他们的子女一个个都长大成人了，与我印象中充满稚气的小孩模样不符。母亲和家人也说我长得更加强壮了，但白发开始爬上了我硕大头颅上又硬又亮的黑发之间。
　　母亲说她无时不在挂念我这个远游的儿子，说我一去七年，怎么中间就不回家看看。她也许知道我是多么思念她和家人，但她哪里知道我在德国的艰难的经历呢？怕家人担心，我从来没有向他们具体地谈论过我在外所蒙受的各种不幸和痛苦。
　　第二天，大哥小哥和我，还有一群侄子侄女们拿着鞭炮纸钱和白酒，去祭奠我死去的父亲和三哥。我们来到父亲安葬的地方，但已找不到他的坟墓，因为人民公社平整荒地的时候，已经将坟头削平了。大哥和二哥说我们只好望天祭祖。（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我们分别在那里放了鞭炮，泼散了白酒，并焚烧了纸钱。我心里在说，父亲，我们来看你了。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一块坡地上我三哥的墓前。它虽年久失修，但坟头仍依昔可见，周围长满了茅草。我们也放了鞭炮，泼散了白酒，并焚烧了纸钱。我默默地祝愿三哥安息。
　　在家乡的几天里，白天我漫步在儿时走过的田间小路，晚上则听我母亲讲我们家过去的故事。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