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嘉靖时期倭寇之祸最盛？无他，中央与地方分利不均

　　提及明朝，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许是权倾朝野的宦官，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但最深的恐怕是那些堪称奇葩的帝王们，如蝈蝈皇帝宣宗，作死被掳却奇迹二次复辟的英宗，无所不玩的武宗等等，但最神奇的还属不爱上朝，一心修仙却在位长达四十五年的长寿帝王世宗嘉靖帝。
　　嘉靖帝影视形象
　　历来，针对嘉靖帝的评价都是极为矛盾的，皆因其大功有之，大过也有之，英明神武是一面，迷信修仙问道也他的一面。
　　在位期间也曾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重振国政，直接促成嘉靖中兴，但也为一己私利（崇道奢靡）而宠信奸佞，枉顾本以千穿百孔、风雨飘摇的国家，变本加厉地由上至下纵容贪腐之风，使得全国上下民不聊生。
　　而其中在嘉靖帝身上最矛盾的点，恐怕就是困扰几乎整个明朝最深的倭寇之祸了，他在位期间，既是倭寇之祸最盛的巅峰，也是整个明朝抗倭最严厉且有效的时期。
　　祸乱背后的原因或许可以追溯到明朝开国之初，太祖定下的国政海禁，所引发的利益矛盾，随后历代也时常备受倭寇的不断骚扰。
　　但为何明明中兴的嘉靖时期却成为倭寇之祸的巅峰？是历代随着时间的累积的一次大爆发？还是潜在人为原因？这个答案恐怕还要从矛盾重重的嘉靖帝身上说起。
　　看似朴素的嘉靖帝
　　这个看似清心寡欲、艰苦朴素一心修仙的嘉靖帝，实则却是引起整个嘉靖时期全国上下贪腐之风盛行的元凶，皆因他奢靡无状地求仙问道，还嫌朝政处理麻烦而宠幸听话的严党，至国库空虚到入不敷出，于是遂而开始贪财如饕地不择手段收刮财富，以满足一己私利之用度。
　　有见于这帝王和中央之上行的与国争利，自然大官小吏之地方也开始顺从上意而下效之与民争利。
　　而这暴利的源头其实就是明初的国策海禁背后引发的海外贸易获利，此前历代，虽一代严似一代管理海禁，但尚开出一道小口朝贡贸易，以及少许的潜规矩走私贸易等。
　　但到嘉靖时期，随着嘉靖帝所废越发奢靡，中央财政越发艰难，于是那些花样百出的赚钱手段开始粉墨登场，且不说正常增收手段，赋税的增加，百姓的负担一年强过一年，就说越发沉重的贿赂之资，也让自下而上的各级大小官吏都苦不堪言，于是如强行如改稻为桑，不顾百姓死活的增收之法，孝敬钱、过路费、改道费、人头税等等花样繁多的收益项目也逐渐摆上明面。
　　最后，由此引发的最肥之地，浙、东沿海的海外贸易的暴利开始被暗地收归国有，以供嘉靖帝奢靡之用度和中央分利的需要。
　　但也因此使得大官小吏和豪商之地方的不满，此前数代朝廷尚算富足，于是默认与地方获利均分，可谓是双赢局面，但嘉靖时期，随着后期嘉靖帝之中央的胃口越发大，不但使地方分利越发减少，甚至最后一口吞下。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地方大小官吏和豪商们被历代养大的胃口，岂是一时半刻能小的，且天高皇帝远地，于是一气之下为了生存的举动，联合倭寇上演一出倭寇之祸，也就越演越烈了。
　　由此，针对历来，大众关于倭寇之祸的原因分析，大多认为是内贼外祸，也就是沿海贪腐的官商勾结，资助倭寇烧杀抢掠而引发的祸乱。
　　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由前期嘉靖帝之中央对倭寇的纵容态度，到后期似忍无可忍地严厉剿灭态度的转变，这中间的本质原因，或者说倭寇之祸的背后真相，更像是一场中央与地方分利不均的闹剧，也是一次汹涌的利益之争的闹剧。暴利的海上贸易的背后纠葛
　　宋朝之富，那是众所周知的，而其中的原因，总结起来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的相互配合，天然相对平衡、和平的时期，占据南方丰富的各种资源，统治者制定的农商并重的国策等等。
　　但其中最重要的还属全面开放的海岸线，以及全世界通商的海上贸易获利的暴利贡献。那些表面上所谓巨大的农、商税赋，是远远比不上隐藏在底下的贸易抽税和所得差价的。
　　海上贸易幻想图
　　以最大出口的丝绸和瓷器为例：
　　朝廷不但在源头桑田、生丝坊、织造局、窑厂等各项上抽税，且出海前商贾们也要缴纳各项商税，甚至还有名目繁多的专门税等等，总之一匹丝绸，一件瓷器在成为商品前，就已经经过层层剥削，为朝廷赚足了银两，初始就身价数倍，就这样，商人们任就乐此不疲地积极贩卖，还是因为一旦成功卖出，按照路程的远近，从获利数倍到上百倍都不止。
　　回程之时，朝廷又会有众多名目的税种收入，总之，此举是中央朝廷和地方，及商人们的三赢暴利，你好我好大家好。
　　而后元灭宋，游牧民族本身就不善经营，于是基本继承了宋朝的种种国策，包括这暴利的海上贸易，如元青花一融合了蒙古和伊斯兰风格的华丽瓷器，由波斯、欧洲的商人们辗转销售到全世界各地，也为元朝带来了极丰厚的暴利。所以尽管元末时，起义四起，当时的海上贸易依旧顺畅。
　　元青花
　　而到了明朝建立，太祖担心余孽（敌人张士诚、方国珍之流。）死灰复燃，会内外勾结，威胁明朝。于是为了稳固国本，下令海禁。
　　但毕竟海上贸易实在太过暴利，于是在其中也开了一个小口官营贸易管理（也就是适当开放港口，官方控制贸易往来。），实际没有真正的对以此为生的人们赶尽杀绝，而随后的朝贡贸易体系的建立，更是促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利默契，很大程度上使得各方获利顺畅，于是也就各自安好了。祸盛之源头：朝贡贸易养大各方的胃口
　　而海禁之下的变相朝贡贸易，看似一直在抑止海上贸易的发展，但实际上却为日后所谓倭寇的组成，真倭日本流寇、山寇，伪倭、勾倭等沿海浙、东等地流民，及与之相关获利的地方豪商、大官小吏们养大了胃口。
　　以真倭日本流寇为例，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们，早期其实是日本当地大名、将军、豪商等上层所控制的遣明船，所带来的朝贡贸易的得利人员，虽前期筹备所费不菲，但每次朝贡来回所得利润极为丰厚。
　　以常用的生丝为例，从明朝购得生丝一斤约为250文，带到日本本土贩卖则可作价5000文，翻了二十倍，而从日本进价一駄铜（1駄为今135千克。）为十贯文，贩卖到明朝则可卖到约四十到五十贯文等等。据史料推算，当时的遣明船一船往返平均获利高达一万贯文左右。
　　生丝图
　　以上还只是获利占比较小的日本一方，其他面向海外的走私渠道的，明朝朝廷、大官小吏、豪商等方的获利，更是难以衡量。
　　而后期，随着海禁之国策越发严厉地执行，而日本国内为了遣明船的分利不均引起的骚乱，加上后来的宁波之乱争贡之役直接迫使遣明船的废除，（其实就是因为遣明船的暴利使其日本国内各方势力的相互争夺，引发明朝的不满。）使其背后主子下辖的武士，以及深受遣明船份子钱所害的流民们，开始自行寻找生存之道，于是形成了真倭的倭寇，开始祸乱、骚扰明朝沿海各地居民抢掠、走私获利。
　　豪商们更是如此，海禁越发严厉，意味着他们的利润越发薄弱，而国有越发获利，胃口既以养大，在吃不饱的情况下，自然开始另寻他法，于是所谓的伪倭、勾倭就这么形成了，也是明嘉靖时期前后倭寇的真正主力，实则要么雇佣一、二倭人打头，其余由明人假扮，要么直接勾结倭人势力联合起来等等，皆行倭寇之祸。
　　其实总得来说无非就是一个利字，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正是如此，自宋朝以来，几百年时间里，下至沿海周边百姓，上至中央朝廷各方，都被海上贸易的利润养的膘肥体壮，也形成了习惯，如今一朝收回，他们如何能轻易放弃？
　　且不说奢靡的生活就此一去不复返，单说占沿海获利的大多数普通百姓们，其实他们大部分人的本来生活就是在海上，一下子严厉海禁，让他们回到陆上生活，甚至无法上岸谋生，他们如何生存下去？所以，就是为了继续生存，也被迫成为伪倭，或者犯罪的走私犯。纵容还是剿灭，不过一场利益之争
　　其实早在嘉靖前期，由于前几代中央的昏庸，导致当时的明朝廷国库日渐空虚，于是为了增加收入，除了赋税一道之外，不免逐渐增加海外贸易这一类默契贸易的分利，好以维持朝廷开销。
　　而一旦此例一开，意味着打破平衡，势必让此前堪堪维持平和的各方失去维系，日久天长之下，由此引发的摩擦和矛盾也逐渐加深。
　　后眼红于东方商人扼喉贸易通道的欧洲人，如葡萄牙人率先经过航海到达东方，要求明朝通商，不果，遂而引发祸乱，最后朝廷虽然准其贸易，但任然限制多多，于是此时以王直（也写作汪直）为首的走私大拿就粉墨登场了。
　　明朝抗倭图
　　说实话，如王直一般的在仅仅数年间因海外走私而巨富之人的崛起，和嘉靖帝开始废弛朝政，崇尚修仙问道是分不开的，当时的朝廷本就国库空虚，又必须为嘉靖帝提供奢靡的用度，于是嘉靖帝或是听信进言，或是本身聪明所想之法，为了敛财，总之结果就是约于嘉靖十九年左右起，开始放松海禁，于是这一批走私大贾们趁势崛起。
　　可以说这批倭寇和其后续的倭寇之祸，罪魁祸首就是嘉靖帝之中央的纵容之过，当然，在其中间接获利者的各方，也是脱不开关系的。
　　此时因为朝廷方潜在默认的纵容态度，加速了沿海一带各地后起之秀的贪婪，于是此时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各方挤上舞台，一时之间江浙、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尤其汹涌。
　　人一多了，利自然容易薄，且什么人都想分一杯羹的情况下，参与的人员素质自然也参差不齐，自立为王者有之，相互勾结走私兼抢掠者有之，官商勾结欺上瞒下者有之，总之就是群魔乱舞一般的倭寇之祸。
　　随着时间的推进，如王直一般的走私霸主，慢慢开始勾结倭人势力，谋划更大的图谋，正好此时勾倭卢七、沈九等人联合倭人进犯钱塘，王直趁机捉捕向浙江官员献媚，也搭上了官府这条线做靠山，加上当地本土的乡绅、豪商等，一时之间竟然结成了一张网，随之其所在的沥港也成了官方默认的国际走私交易所。
　　如此这般或大或小的势力还有很多，如此一来，其实地方结盟越是紧密，中央的获利就越是稀少，而嘉靖帝和朝廷的花费却日渐增多，由此，嘉靖帝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其态度也从纵容转而剿灭。
　　而作为王直一般的，自以为其势力大到可自立为王的倭寇一般，面对朝廷的翻脸无情，自然会奋起反抗，各方倭寇势力皆起，于是可以说整个明朝最盛的倭寇之祸就这般越演越烈。
　　倭寇侵略图
　　如《筹海图编》，《明史》等，都有关于倭寇之祸的相关详细记载，这里选取一段嘉靖二十三年的以王直为首的倭寇们袭击中国沿海的片段：
　　连舰数百，弊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据记载，当时三月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如此至嘉靖三十三年六月由吴江掠嘉兴，换屯柘林后，如此后数年在沿海一带，纵横来往，如入无人之境，嘉靖倭寇之祸至巅峰。（时间跨度大致为嘉靖三十年到三十五年为最盛时期。）
　　后倭寇之祸随着朝廷的严厉剿灭政策，加上一批如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谭伦等人组织的热血抗倭之举，各大倭寇势力被相继剿灭，倭寇之祸暂时落下帷幕。
　　结束语：
　　很多时候，嘉靖时期的倭寇之祸都被冠以诸如海禁之祸，官商勾结之祸等缘由，但实则没有看到这其中嘉靖帝之中央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
　　说到底，如果嘉靖帝之中央上层不是因自利而纵容贪腐，甚至越发贪得无厌地对下层大官小吏们，及豪商、百姓们极尽剥削，怎么会如上行下效般使全国上下都养成如此贪腐、贿赂之风？
　　如果不是嘉靖帝之中央因为暴利纵容倭寇走私分利，而后又过分贪婪，出尔反尔，想独占全部利润，要不又怎会越发生地方反抗的如此最盛之倭寇之祸？
　　祸之源头也不过是一场，嘉靖帝之中央与大官小吏、豪商们之地方分利不均的闹剧而已罢了。
　　文：长了鹿角的兔子（打破固有概念，站在对面，理性观察）
　　图：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