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会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的时候，拉希迪称赞毛主席是一位诊断了并且治好了中国社会疾病的伟大医生，所作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 对拉希迪的这一说法，毛主席回应说： 如果拿医生作比喻，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和我们的党在一起，治好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病。但是，也还有一些病，发现了还没有治好；也还有一些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 拉希迪把毛主席比喻为医生，是非常恰当的，毛主席的确是一位医生，一位济世的伟大医生，社会医生。 毛主席尚是一个青年学子时，即立宏愿医治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他在高等中学读书时，看到人民的痛苦，就下了决心： 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他在师范读书时，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创立新民学会，就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探讨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在与学会会员蔡和森讨论学会方针问题，他说： 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创办夜校，为失学者提供学习机会，毛主席在日志中记录开办夜校的初衷： 草木鸟兽，同兹生类，犹宜护惜，而况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毛主席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无不以济世为己任。 1922年5月1日，他在《大公报》上撰文纪念五一劳动节，指出要注意劳工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对劳工生存权，他说： 在世上卖过力的劳工，当他到了六十岁以上力卖尽了再不能卖力的时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也应该使这些劳工尽其天年。依这个理由，那些六十以上不能卖力的人，应该给与他一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1925年冬，毛主席撰文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他揭露了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冒孙中山先的牌而实为发财的实质，他说： 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 1934年1月，毛主席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讲解经济政策时说要： 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1941年11月6日，毛主席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他说：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赴重庆谈判，后来他在忆及此事写道：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起草宣言： 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 1955年3月8日，毛主席在谈起佛教时说：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1958年6月30日，当毛主席从《人民日报》上得知血吸虫病流行区江西余江县率先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后，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他在《送瘟神》的后记中说： 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1960年11月27日，毛主席在各中央局汇报工作时说：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人民。人民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应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为的是全国的老百姓。从土改到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我们走的是集体化道路；我们要把全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冷热苦暖时时刻刻挂在心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全国人民大众的公仆，不是老爷，凡是那些一心想当官做老爷的人，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应当从共产党人的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 1964年6月24日，毛主席在与越南客人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中国高级干部保健工作： 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赞成搞什么高级病房、高级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办啊？有那么多的工人、农民，有了病怎么办？你不给看？不给治？现在的这些医生，都喜欢给大官看病，还不如三国时期的华佗，华佗给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钱的，实行治病救人。 1965年5月，毛主席在井冈山听茨坪人民公社的社员反映农村中缺药少药，人们一旦生了病得不到及时、很好的治疗，大城市里的医院老百姓根本去不起，毛主席愧疚地说： 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与一些医务人员进行谈话，他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在这个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主席虽然不是一个拿手术刀的医生，但他经常拿医生的道理来诊治社会机体的病灶。 延安整风的时候，他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说：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关系时说：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 1955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在新时期要钻研各项业务时说： 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 当我们走近毛主席的时候，无时不感受到他那浓厚的济世情怀，他的所思，他的所想，他的所为，无不是为了济救国家和人民。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为了济救苍生，他抛家舍家，行走天涯，将自己完全融入到了国家民族的复兴洪流，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的工业，曾经不如荷兰、比利时、丹麦这样的小国，毛主席说我们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短短二十几年，他让中国已经从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不仅能造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还能造原子弹、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人造卫星，成为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成员。 中国的农业，从几千年落后的小农经济到集体化大生产，能够抵御大灾大难的水利设施网络纵横阡陌，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短短二十几年，中国人民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粮食自给，解决了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 中国的教育，从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口不识字，短短二十几年，经过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宏大的扫盲运动，普及教育，让亿过人睁开了眼睛。 中国的社会，曾经是盗匪横行，民不聊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短短二十几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被涤荡一空。 中国的人民，从疾病缠身、大山压顶、绳索束颈的奴隶境遇，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痛苦中解放了出来。短短二十几年，消灭和控制了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建立起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国医疗系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将近1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中国人几千年来真正体会到了做人的尊严。 1971年11月15日，联合国二十六届大会主席马利克和五十七个国家代表欢迎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那种热烈的场面是从来没有过的，足以感动历史，感到万世，其中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在欢迎讲话中说： 我们可以稍微回想一下我们童年时代图画书里的中国苦力，他们是世界上最低廉、受剥削最重的人，很遗憾，他们非常类似目前不发达世界中受到蔑视、剥削和陷于贫困的千百万无产者。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技术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俭朴的生活方式。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的智利伟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年轻时参观过革命成功之前的中国一座城市的鸦片烟馆。他写道：‘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 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延安的老百姓唱起了《东方红》，把毛主席当成人民大救星。1946年的春节，延安的老百姓敲锣打鼓，给毛主席送来了人民救星的牌匾。因为老百姓看到，陕甘宁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毛主席确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医生啊，他医术高超，他医德纯厚，他医治了中国的百年创伤，让一个跪着的民族站了起来，让一个贫弱的民族强壮了起来，让一个充满了污泥浊水的民族洁净了起来，让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民族走上了世界的舞台，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