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外国人带着新奇的眼光审视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山东段南起苏、鲁两省交界处的大王庙闸，北至德州市德城区第三店，流经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5市18个县（市、区），全长643公里。山东段运河开凿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各国使节和商旅大都从东南沿海各口岸登陆进入中国，他们或通过运河往返于京城与沿海口岸之间，或在运河各城市逗留访问、经商贸易。山东运河沿线的闸坝河道、城镇乡村、风土民情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外国人带着新奇的眼光来审视京杭大运河，其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
　　虽不及苏杭，亦名于天下
　　运河沿岸城镇的繁华景象，曾被外国旅行家详细地记载和描述。如今，我们可以从文字中感受到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羡慕。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会通河开凿后，山东运河沿岸临清、东平等城镇迅速崛起。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如此记载：它们都是商业兴盛的地方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经过这里，这给运输大量的商品，如丝、药材和其他有价值的货物提供了便利。
　　马可波罗离开临清后，到了济南，而后东行到达东平州：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城市。有一条深水大河流过城南只要观察河上的船舶穿梭似的往返不断，运载着最有价值的商品的船只数量和吨位，确实就会使人惊讶不已。
　　元代打通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以后，京杭大运河的作用也凸显出来，很多西方商旅开始选择从陆路和水路的不同方向进行折返。旅行过程中，他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种种情形，也对大运河进行了详细描述，返回西方后又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书，成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
　　明朝建立之后，除了对蒙元残余势力积极防御，不时发生战事外，对周边国家大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京杭大运河的地位日渐重要，运河沿岸城镇也随之崛起。北上或南下的外国使团大多在此参观游览或进行贸易，大运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明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一行人由宁波沿运河北上，依次途经山东运河沿岸的鱼台、济宁、东平、东昌府、临清、武城、德州等城镇，山东运河沿岸的水工设施和城镇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崔溥在所撰《漂海录》一书中，称赞山东运河城市临清：楼台之密，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对山东运河沿岸的水工设施，崔溥亦颇为留意。《漂海录》记载：水淤则置堤塘以捍之，水浅则置闸以贮之，水急则置洪以逆之，水会则置嘴以分之。以上寥寥数语，将运河闸坝的形制与功用描绘得十分清楚。
　　外国人眼中的风土人情
　　山东运河沿岸的城市风物、风土人情也被外国人所关注，体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喜爱。
　　明代中后期，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运河沿岸地区成为西方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区域。日本僧人策彦周良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先后两次（第一次为副使，第二次为正使）率领日本遣明贸易使团入明，并将其在入明期间的见闻写成《入明记》一书。作为一位高僧和学者，策彦对于古迹寺庙情有独钟，遇有名胜古迹、亭台寺院，他必登临游览。首次入明到达济宁，天已近黄昏，但他还是带人上岸，登上了太白楼，并对太白楼的匾额、题识进行了记录：酉刻，下廪给口粮，即刻，携三英、宗桂上岸，登太白楼。在城之南门。有小门，门楣揭‘谪仙楼’三大字。入此门则移步少许而有楼，而于南，横揭‘太白楼’三大字。船到临清时，他也上岸游览，记下了当地的寺院祠庙及其他文化景观：过一伽蓝，门揭‘观音阁’三大字，入门则有二重阁，阁中按观音大士像。又诣一祠，祠门横揭‘昊天祠’三大字。又此额下别有额，颜‘三元都会府’五大字，金字也。
　　明末清初，众多西方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华传教。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在朝廷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帮助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乘船由运河北上进京。这一年的六月，利玛窦一行来到了济宁，受到了漕运总督刘东星的盛情招待。《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他发现这次访问是这样愉快高兴，以致他觉得自己是在欧洲的家里，或者跟他的朋友在教会的教学中，而不是在世界另一面的异教徒中。
　　七月三日，利玛窦一行到达了临清，他还描述了一次冲突。当时正值宦官马堂督税临清，利玛窦在《日记》中记载：皇帝派太监们出去收税，其实就是掠夺。其中一个名叫马堂，住在著名的临清港。当地的居民和驻军奋起反对他，烧毁了他的家，杀死他所有的家奴。他若不是化装逃跑，避开了愤怒的人群，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是恐惧并没有结束他的贪婪，人们说他自从遭了那场灾难后，变得比以前更坏了。
　　东昌府城是外国人眼中第一等级的城市
　　到了清代，尽管鸦片战争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中外文化的交流仍然存在。基于通商贸易、建立外交关系等目的，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继派出来华使团，其中，以荷兰的约翰尼霍夫使团以及英国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最具有代表性。
　　这一时期大运河山东段沿途的建筑，也被外国使团的文字记载了下来。约翰尼霍夫在其《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简要记载了清朝顺治年间荷兰第一个访华使团的见闻。在现属济宁的地区，这个城房舍叠栉邻比，并有两座高塔。河两岸的郊区一望无际，人烟稠密。此处还有两道大水闸，闸水时水深达六尺。所有的客栈和茶馆都拥有自己的戏旦来取悦观众，顾客只需付六七文日本钱就可坐着整天看戏。
　　《荷使初访中国记》中同样记载了大运河山东段的临清：该城距东昌城一百二十里，坐落在皇家运河的两岸，有两座城堡互相守卫着，河心还建有两个坚固的水闸。城北有一座由九条渡船搭成的浮桥，人们可以经浮桥来往于河两岸的城区。后来，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英国人乔治斯当东也撰写了旅行日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其中有对临清舍利塔的记载：临清州外有一九层宝塔。中国人喜欢在多山地带建塔。这个高大建筑一般总是建在山顶上。整个高度是塔底直径的四倍到五倍。一般总是单数，五层、七层、或九层，越到上层越小，塔底面积最大。
　　山东运河号称闸河，当时的运河沿线遍布各种水闸。《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同欧洲的水闸不一样，运河水闸没有高低水门。它的水门构造非常简单，容易控制，修理起来也不需要很多费用。它只是几块大木板，上下相接安在桥砧或石堤的两边沟槽里，当中留出开口来足够大船航行。
　　1816年，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英国政府派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来华。使团共在山东境内停留16天。德州是使团进入山东境内所经过的第一座城镇，后至东昌府城，到汶上南旺镇，最后一站是济宁。
　　使团对东昌府城的描述是第一等级的城市。运河弯曲着从城郊穿过。我觉得这里的房子比我们见过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加规整，修建得也更好。人口众多，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应该还是很值得一看的。使团医官克拉克阿裨尔在其旅行日记中记载：这个城市（东昌府城）以其高大的城门、方形塔以及城区面积大而著称。
　　汶上南旺镇地处汶河与运河的交汇处，是整个京杭运河的制高点，素有水脊之称。明代永乐年间，宋礼、白英在此修建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亨利埃利斯在其日志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过了开河镇6英里后，我们到了汶河与运河的汇合处。这个汇合处据说是运河的最高点，河水在这里分别流向两个方向。
　　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沿线城镇聚落的兴起，也便利了人员的往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重要窗口。这些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外国使节、旅行家、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的记载和描述在加深我们对山东运河了解和认识的同时，也可为当前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