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困境第六章右派分子

　　本章故事全部为虚构，如有巧合，纯属雷同。
　　题记
　　我告诉徐立安说，我在1957年7月就被打成了右派。那顶右派帽子我是自愿顶替别人戴上去的，没想到这一戴就摘不下来了，一直戴了22年。那年7月底，我只身回了小镇一趟，一是回来取一些生活必需品，二是跟父母道别。我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因此一直到他们去世都没有回来。
　　那是1957年5月，上级再次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做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这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错划为右派分子，像费孝通、王蒙、钱瑞升、彭文应、丁玲、冯雪峰、张贤亮等人，全都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蒙冤受屈20多年，许多右派分子落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更是不乏其数。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从小老实巴交的，从来不会干出什么越格的事。大学领导见我学习上进，家里又根正苗红，就让我留校任教。我在学校里教书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当时，上级分配给我们学校两个右派名额你说，像评先进、选模范这种事情，呵？给我们分配名额，我们倒还可以接受；像划分右派分子这种事情呵？他们也给我们分配名额，这不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嘛！上级领导说了，你们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是上级硬逼下来的，你说荒唐不荒唐！
　　那年10月份，中央还专门发出了一个《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我们学校全体党员集中在会议室里好几天，反复学习了这个《通知》，认为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没有一个符合右派分子标准的。但上级部门来人说，让我们学校驼子里面选大个儿，无论如何要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于是学校全面停课，发动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搞运动。学校发动大家运用狗咬狗，一嘴毛的策略，勇于揭短，互相攻讦，力求达到提高认识、增进团结、帮助同志、促进工作之目的，以全面提高全校教职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结果却事与愿违，直闹得整个学校里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经过全校师生半个多月的唇枪舌战，日夜揭发，最终也没能推选出一个右派分子，弄得学校领导和上级有关领导垂头丧气，急得焦头烂额、坐卧不安，就如那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但上级有关领导采取的是一级压一级、公鸡压母鸡的英明决策，如泰山压顶一般，这实在要把大家逼疯了。
　　这时候，学校校长袁清风显示出了一个革命老干部的高风亮节，他不得不主动站出来，说：这样吧，我在生物医药学方面发表过不少论文，现在考虑起来里面还是有不少错误呢。因此，我愿意主动认领一个右派分子的名额。
　　就这样，大家把袁校长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名义报了上去。后来，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饿死在了大堡子农场的土豆实验田里，当时旁边没有一个家人和同事。
　　你说说吧，那时他守着满菜园子长得郁郁葱葱的土豆，竟然饿死了，你信不信？
　　徐立安连声说：我信，我信，过去是有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
　　另一个右派分子叫梁作发，他是我的汉语言文学老师，文笔很好，读过很多中外名著。他家里生了六个孩子，生活很拮据。为了补贴家用，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几篇小说在省城的刊物上发表了，挣了不少稿费。但他从来没有舍得拿出来一部分稿费请大家吃馆子，因此就遭到了知情者的记恨，大家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他的名字。
　　袁校长在会上说：梁作发老师虽然是利用业余时间写文章挣稿费，但俗话说的好：一心不可二用。写东西肯定会影响教学；再说了，挣稿费自己花，那也是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应该割掉
　　这时候，我听见会场角落里传来隐隐约约的啜泣声，我回头一看，是梁作发老师在那里哭泣，肩膀一耸一耸的，双手捂着脸。
　　听见梁老师的啜泣声，我心如脔割，袁校长的话我再也没有心思听下去了。于是我斗着胆子站起来，打断了袁校长的讲话：
　　袁校长，你们这是在欺负一个老实人！他被打成右派，他家里那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谁来养活？如果组织上同意，我愿意代替梁老师去当右派
　　会场上立刻引起一片不小的骚动。这时，我听见后面人群里有人说：你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后生，哪有资格当右派？要知道，当右派也是要有相当资格的哟
　　在大庭广众面前受到这样的嘲讽和凌辱，我周身血脉贲张，简直肺都要气炸了。你看吧，在这个会议室里，有人正在为自己、为全家人的前途命运而悲伤欲绝，而有些人却在这样的人生悲剧里寻欢作乐！我想，他们这是在残忍地往一个老实人的伤口上撒盐！已经完全超出了幸灾乐祸的范畴！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这话一点不假。老实人惹急了，更是一根筋，不计后果的。这时候，我做出了一个我这辈子都无法想象的惊人举动当时到底是谁给了我这么大的勇气和信念，现在想来都不可思议呢我搬起屁股后的凳子，径直朝左侧的窗户走去。在距离窗户两、三米远的地方，我奋力将凳子扔了出去。那条凳子被窗户框弹了回来，凳子腿却砸坏了好几块玻璃，哗啦哗啦地落到了楼下的草地上。
　　大家都亲眼看见了吧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无组织无纪律，无视党纪国法，公然破坏公物，扰乱会场。大家说，我现在够不够一个右派的资格？！我自豪地向大家宣布。
　　这时，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呆若木鸡。
　　我没想到的是，梁老师这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他把这些日子积攒在内心的诸多委屈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接着便咕咚一声跪下了，并且放声高喊：汉卿啊，我们全家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啊
　　徐立安听到这里，马上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连连夸赞我说：你真有骨气，你真爷们儿！真爷们儿
　　你说你遇到了窝火事儿，我家最近也遇到了一件窝火事儿。徐立安皱着眉头说。
　　什么事儿？
　　我那在镇中心校当英语老师的二女儿丽丽啊，最近情绪不大稳定，经常回家哭鼻子，饭也不吃，问她又不说，你说急不急死人。
　　像她这个年纪的人，感情方面最容易出问题。你回去仔细观察一下，耐心地问问她，帮他出出主意，多在生活上照顾照顾。孩子如今长大了，懂事了，也成熟了，最后的主意还得由她自己拿。像儿女情长方面的事情，我们当老人的，不能涉入太深，也急不得，火不得。
　　我和徐立安正在收发室里尽情地聊着，那个时髦的送花女子满面笑容地从镇政府大院里走出来。她娇滴滴地说：徐大爷，谢谢你，我走了。
　　老徐替他拉开了栅栏门，又咣当一声关上。这时候那个傻子正好迎上来，对着那个送花姑娘喊道：
　　啊哈哈如果你去约会，别忘了带上我，我可以免费给你们脱衣服
　　她一摆手，不耐烦地骂道：去去去，滚远一点，别过来烦我！真晦气
　　那女子已经走出很远了，那个傻子还在背后扯着嗓子一个劲儿地喊呢。
　　我对徐立安说：我头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长达22年。这些年，我一直在反复琢磨这么一个问题，但至今百思不得其解：人应该是生而平等的，我们都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里。然而，到底是谁剥夺了我这22年自由平等的权利？他们的目的又何在呢？我思来想去，总觉得那完全是我自找的麻烦，是自己引火烧身造成的个人命运悲剧。你想想看，在那么一个荒诞的社会背景下，别人想躲还躲不迭呢。
　　我深有感触地对徐立安说：你常年在部队里做饭喂猪，也许你对政治体会不深政治那玩意儿，太野性，真是让人把握不定，琢磨不透。它可比驴马骡子厉害多了，它一旦尥起蹶子来，全国人民都摁不住，还不如牲口听话和通情达理呢。我是一个被各种政治运动压扁了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摘掉右派帽子后，我再也不敢戳弄那玩意儿了，还是离它远一点儿比较安全。现在我秉持这么一个观点：我不主动去咬驴，希望驴也不要来咬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明哲保身。
　　徐立安接过我的话说：是啊，咱们老百姓谈论政治，说句难听的话，就像门口那个傻子的喊话一样荒唐可笑、荒诞不经。
　　我说：事实上，咱们小老百姓老老实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