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抗日名将为何对日亲善

　　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使之成为防共亲日满地带。又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不平等条约，让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非武装区，迫使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以至华北出现权力真空。但让各方想不到的是，1935年6月，正当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自治政府时，一直闲居天津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却趁机率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日本更是先是惊愕，后又暗喜。因为29军不是中央军，且军长宋哲元有反蒋历史，不会忠于国民政府，只要拉拢宋充当日军之傀儡，华北自治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日方暗喜过后，还是失望。宋哲元似乎正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趁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并不为自己所用。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尽管对宋的擅自行动十分不满，但也希望有人收拾华北残局，随后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可以说，宋哲元的29军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过：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收买。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宋哲元对日方虚以委蛇，可以从以下两件事看出。
　　1934年1月14日，日本关东军驻黑河（察省沽源东）司令官森一郎在察东以飞机散放警告宋哲元军驻宋哲元书法龙门所部队声明书，谓龙门所驻军系违背条约，应撤退赤城延庆以西，否则进攻。9月1日宋哲元偕总参议汤玉麟到北平。10月26日驻察哈尔张北、宋哲元部与日本武官及书记发生争执，所谓第一次张北事件。1935年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所谓第二次张北事件。宋哲元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国民政府的压力。
　　长城抗战结束，第29军撤出长城阵地。不久，冯玉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宋哲元保持沉默，何应钦多次要求宋哲元出面约束冯玉祥行动，但宋哲元始终拖延，最后干脆托病去西山修养，并警告准备进攻同盟军的庞炳勋，客观上维护了抗日武装。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宋哲元一边迅速扩充实力，一方面寻求中共支持。从1936年4月起，宋哲元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态度开始出现明显变化。4月下旬，他下令释放了在学潮中抓捕的爱国学生，坦率接受冯玉祥的批评，承认哲元生性愚直，处事多有失当。声言对学潮中被捕学生，除有特别情形者外，均即随时释放，决不认真追究。
　　同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为联络代表，到延安同中共中央接洽，表达他联合御侮的决心，中共中央领导人亲切与之交谈，充分赞扬了宋哲元的爱国精神。8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宋哲元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饱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注、希望和鼓励之情。面对日寇日益蚕食中国领土，宋哲元集团选择了抗日联共与服从中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