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廉政公署在内地不可复制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恐怕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传统。它一定会自动培养出有利于维持它的规则的人。它有很强的修正和自我保护能力，没有人可以操纵它。
　　近期，何亮亮的新书《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出版。这部聚焦于香港反贪腐的著作，很快引起了内地读者的兴趣。
　　廉政公署这个词，香港影视剧迷不会陌生。这个成立于1974年的机构堪称香港反贪腐的一把利剑。
　　香港一度贪污盛行，警界、政界更是重灾区，廉政公署成立之后，短短数年内就扭转了这一局面。至今，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一语道破廉政公署成功的关键：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抓’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度容忍’。
　　廉政公署在香港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显著成效，激起了何亮亮的兴趣。《零容忍》出版后，他也常被问及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内地有哪些借鉴意义。对此，他的回答却是不可复制。
　　姜璐璐：在您看来，香港的廉洁是主要归功于廉政公署，还是社会民众的觉醒？
　　何亮亮：当然是两者兼有，廉政公署本身带动了机制的建立，同时也带动了廉政文化深入人心。贪污受贿永远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行贿的人会觉得我花钱买方便，是一个投资成本。但在廉政公署建立之后，香港整个的观念就改变了。就拿媒体来说，内地的一些公司到香港搞活动，香港的公关公司都会告诉他们，不能给记者发红包，因为有的人不但不收，他可能还要去告发你。
　　姜璐璐：廉政公署在香港得到了民众比较高的信任，它是怎样走上这种良性发展轨道的呢？
　　何亮亮：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虽然有应急的一面，但并不是纯粹应付老百姓。在此之前7年，也就是1967年，发生了反英暴动，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不管参与者有多少过于激进的行为，但在其中肯定包含了普通香港市民对港英当局的不满情绪。所以港英当局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稳定，多管齐下，从社会福利、公共教育等等方面入手作出改善，廉政公署的成立是其中的一部分。
　　姜璐璐：廉政公署的成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何亮亮：廉政公署的成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地都不可能复制，在内地也不例外。这个判断不带感情色彩。
　　姜璐璐：为什么不可复制？
　　何亮亮：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廉政公署在香港成功，有赖于很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其他社会都很难复制。就算是相似的社会环境，也没有过成功的复制廉政公署的例子。比如澳门，回归之前澳门殖民政府的腐败就非常出名，葡萄牙人自己就不廉洁，后来澳门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但澳门近年来挖出的最大的贪腐案，前运输工务司司长区文龙贪污案，还是香港廉政公署发现的线索。台湾也成立了廉政公署，今年最大的案子是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受贿案，但这个案子是媒体先报道出来的，并不是廉政公署发现的。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执法机构，但不属于政府，经费由立法院直接拨给，对特首负责。另外，英美法系对廉政公署这种独立于政府的机构的支持也更好一些，英式的法治确实是相对更独立的法治，有这样的法治，才能有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存在。
　　廉政公署的工作范围很宽，官员们可能会不喜欢廉政公署，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当然不太舒服。但从社会的角度，有人监督肯定是好事。
　　姜璐璐：可以说，它有个尚方宝剑？
　　何亮亮：不，廉政公署也是受到很强的制约。一方面，它得听命于特首；另一方面，检察官、法官对它有制约，舆论也对它有制约。当初设计成立廉政公署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方面考虑，廉政公署权力很大，但它没有权力直接起诉，要由律政司来起诉。如果证据不足，律政司这第一关就过不了。
　　姜璐璐：既然廉政公署最重要的是独立于行政，那么我们也成立一个独立于行政的机构，不可行吗？
　　何亮亮：那不可能。中国的官场力量太大，这跟现在的政治体制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能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恐怕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种政治传统。甚至连官场这个词都很难翻译，因为英文中没有和它对应的词。它的特点是一定会自动培养出有利于维持它的规则的人。它有很强的修正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没有人可以操纵它。
　　来源：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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