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祸与魏忠贤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由来已久，且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夺取天下，在其立国之初，非常注意吸取前朝的历史教训和经验，事事谨慎，恰当处置，尽可能避免重蹈前朝灭亡的覆辙。对待宦官的态度和处置，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一例。早在洪武二年（1369）八月规定内侍之制时，朱元璋就告诉吏部官员说：朕观《周礼》，所记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说：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戒饬，使之畏怯，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怯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明太祖实录》卷44）六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令官员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设官纠察。不仅如此，在具体实践中，朱元璋发现问题，即将其扼杀于萌芽之时。一次，有一内侍，以在内廷供奉时间长久，便从容言及政事，朱元璋立即将其遣还乡里，不得任用。态度严厉而果断。并以此告谕群臣：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言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预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明太祖实录》卷22）不久，又下令：内臣不许读书识字。
　　十七年七月，朱元璋敕令：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且对侍臣说：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觉，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可深叹也。夫仁者治于未乱，知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明太祖实录》卷163）由于朱元璋立国之初，就注意到对宦官严加约束和限制，加上朱元璋本人享有崇高的威望，致使宦官不敢越雷池一步，尽管朱元璋有派遣宦官出使，之举但未曾酿成祸患。
　　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朱元璋订立的对宦官的各种限制和禁令，被他的继承者一一破坏，而酿成如正统年间的王振、成化年间的汪直、正德年间的刘瑾等宦官之祸，且较前代更甚。到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魏忠贤本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市井无赖之徒，于少年时赌博，负债累累，因而自宫，隶于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谨慎侍奉皇孙朱由校。凭借其骑马驰驱及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的本领，引导朱由校游戏玩乐，得到了朱由校的欢心和宠信。后夤缘，为朱由校生母王才人办膳。又由朱由校乳媪客氏从中斡旋，魏忠贤得以充任东宫典膳。朱由校即皇帝位，客氏、魏忠贤一并得到宠爱，不到一个月，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荫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俱为锦衣千户。不久，魏忠贤自惜薪司迁至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手中握有相当的权力。便寻隙驱逐魏朝，再陷正直宦官王安，尽斥其名下诸阉。使得宫中之人，个个俯首，不敢有些微违抗。接着，笼络私人，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为羽翼，客氏、魏忠贤的势力得到扩大，地位亦为之稳固。一个淫而凶狠，一个残忍阴毒，狼狈为奸，共同作恶；或排斥异己，残酷迫害，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或广树私人，起用奸邪，把持要津，揽权肆虐。不仅如此，魏忠贤又奉命提督东广，势力更加烜赫，为祸更甚。天启五年前后，朝中正臣如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皆被罢斥；又逼迫内阁首辅叶向高致仕，逐追阁臣韩及兵部侍郎李邦华。正人君子，纷纷被迫离任。
　　接着，便矫中旨召用例转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丞，再次任命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廉、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用徐北魁、王绍微、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为爪牙。不久，复用拟戍的崔呈秀为御史。与此同时，进一步迫害东林正直之士。先将杨涟、左光斗、袁大化、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牵扯到熊廷弼一案之中，制造了六君子之狱；再伪造浙江太监李实奏疏，逮捕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周起元而制造七君子之狱。当魏忠贤利用皇帝的宠信，打击朝中正臣，且取得绝对优势后，又对两派争论最为激烈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重新加以改写，编成《三朝要典》，分别以王之寀、孙慎行、杨涟为三案罪魁祸首，肆意打击和迫害。另有《缙绅便览》、《同志录》、《点将录》等，开列东林党人名单，由魏忠贤斥逐。至天启末年，被魏忠贤集团残酷拷打而毙于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于是朝中善类为一空。（《明史》卷240《叶向高传》）当此之时，内外大权全归魏忠贤，内竖自司礼监王体乾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崔呈秀门下的鹰犬、走卒，不计其数。从内阁、六部以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把持要津。不仅如此，还冒功滥赏，广建生祠，若魏忠贤出行，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加上客氏主于内，群凶煽虐，以是流毒海内。宦官之祸，于此为烈。
　　从明代宦官之祸的演变过程，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宦官作恶与否，恰与皇帝的态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若皇帝勤于政事，处事果决，且严格约束宦官，使其恪守其职，宦官必不敢肆意妄为，为非作歹，制造祸乱；反之，皇帝贪图安乐，怠于朝政，宦官必乘机假公济私、招权纳赂，以售其奸，终于酿成祸乱。如前所述，朱元璋以开国之君，整饬宦官，极为严厉；朱棣继其父业，虽眷顾宦官，但由于他的雄才大略的威慑力，使宦官畏惧。就像日事斋醮的朱厚熜，在处理其他政务时的失误姑且不论，仅以管束宦官而言，因吸取了朱厚照时期的教训，应该说在嘉靖一朝，宦官还算安分。再看正统、正德、熹宗三朝，英宗朱祁镇是一孩童，其处事能力可想而知。
　　王振窃权误国，不难理解。武宗朱厚照、熹宗朱由校，或放荡不羁，行径怪诞而荒唐；或性好走马，嗜操斧锯凿削而日事营造，根本无暇也无意于朝政治乱。有两条史料，足以说明；《明史刘瑾传》载：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三朝野记》载：熹宗朱由校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手使器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日与近侍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当其斧斫刀削，解衣盘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王体乾等每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传奏文书。奏听毕，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贤辈操纵如意，而呈秀、广微辈通内者，亦如枪鼓之捷应也。这一对龙子龙孙的言行如出一辙。若朱元璋地下有知，一定会勃然大怒，愤恨不已。